然我还是看重他早期杂文的文学价值。本书译者尹慧珉在《译后》中特别指出：“使人感到有些狭窄，尚可做进一步的探讨。”批评得很中肯。我对整个第三部分（“关于文学和革命”）的三章也不满意，觉得写得太草率。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补救了。
众所周知，鲁迅晚年深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但对革命后的苏联文坛现实却知之甚少，甚至从日文资料中“瞎子摸象”。我从英文资料中找到一部分关于苏联文艺理论的评论，多出于美国苏联专家之手，可能有偏见。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一向轻视苏联文艺理论。如今大量俄文档案已经开放，然而中国“鲁学”专家们鲜有涉猎，语言有障碍，实为憾事。我认为鲁迅的革命理论没有什么创见，完全是一种“延伸话语”（derivative discourse），他试图把苏联的理论硬搬到中国，将之和三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接轨，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即便从理论出发，也必须深谙马克思文艺的传统，鲁迅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和瞿秋白相较，后者显然熟悉得多，可惜我在书中完全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最近我的学生张历君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专门研究瞿秋白的理论，他发现瞿和意大利革命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颇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革命理论家”，鲁迅比不上瞿秋白，还是显得太过“愤世嫉俗”（cynical）了，没有瞿秋白那么有理想，但又不失文人心态。我至今还是认为：鲁迅思想最弱的一环就是他关于革命与文学的理论。我自己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传统掌握不足，遑论苏联文艺理论，因此研究得也不深入。然而至今我还没有读到超越“庸俗理论”的研究鲁迅和马克思文艺的新著作，看来连这门学问也式微了。
走笔至此，我的这篇“检讨”也应该结束了。再次感谢多年来不少同行和学子对本书的厚爱，把此书作为参考资料，使之广为流传。但愿这本书还没有成为“明日黄花”，仍有它的用途，我则感激不尽。
李欧梵
2016年7月26日于香港九龙塘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