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诗人想象的无限性世界和诗人肉体的有限性时间存在之间的不可解决的紧张”。魏晋文人的经验更证明了这一紧张的内在的悲剧。鲁迅似乎是说解脱之路是无法达到的，在艺术与生活中都是这样。具有悖论意义的是：正是魏晋文人这种悲剧状况打动了鲁迅。
尽管是悲剧，鲁迅仍然认为魏晋风尚和文化要比儒家正统的僵化好。在所有这些思想知识的，审美的，以及精神因素的后面，当然有着庄子道家思想的形成力量。鲁迅曾公开承认他的思想中了些庄子的毒，所以“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卷1，第285页）许寿裳和郭沫若也都谈到过鲁迅对庄子有所借鉴，包括他对寓言风格的爱好。另一方面，鲁迅也承认孔孟的书他虽然读得最早最熟，受的影响却不大，“似乎和我不相干”。（卷1，第285页）鲁迅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趣味大体上是在“大传统”以外。如前所述，对中国小说他喜欢的是唐以前的，因为其中较少儒家“大传统”的影响。对诗，他喜欢的是屈原，也是一位与世疏远，述说着自己心爱的形象和精神追求的诗人。对于散文，他喜欢的是嵇康、阮籍等的“古代风格”，认为远胜于全是儒家的唐宋八大家。和他在文学方面的“文化——精神”爱好相一致的是：他所作的学术研究也明显地偏重于历史转折时期特别是魏晋时期。他喜欢野史甚于正史，喜欢私人集子里的“杂说”甚于官方统一的文集，以为它们更有价值，更有趣味，使人对中国的过去了解得较为真实。（卷3，第138—139页）
所有这些他所爱好的思想都可称之为中国文化中的“抗传统”倾向，是反对或在很大程度上远离孔、孟、朱熹、王阳明所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的。这种从研究传统文学和文化中产生的“抗”的兴趣，就是他作为“五四”思想运动领袖之一的反偶像崇拜的态度的核心。他在北京时那些孤独的日子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原料”，建立了精神“储藏”，可以在“五四”文学阵地上以生动的创造性放射出来。因此，我认为鲁迅当时之沉浸于中国传统是有积极意义的，为他后来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