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

主人公叫邓小平的小说叫《世纪伟人邓小平的智慧和胆识》，它的作者是赵丰倾心创作的一本轻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天安门广场再次漾起欢歌笑语。然而，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中国社会按原来的轨道继续滑行着。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汇...

精彩章节试读：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天安门广场再次漾起欢歌笑语。

然而，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中国社会按原来的轨道继续滑行着。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汇报会后指出：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判。中央两报一刊同时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方针。

当时中国，在两个“凡是”旗号下，政治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

的理论和路线。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大，华国锋在报告中仍然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成就与作用，并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经济上继续沿袭“左”倾错误，无视十年“文革”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用“大跃进”办工业的方式，掀起“跃进”风潮。五届人大推出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高速度大跃进；到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粮食总产量8000亿斤，钢产量6000万吨……

中国怎么了？要走回头路吗？正当这个关系着民族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批评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于情理’的问题。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毛泽东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例外。”

邓小平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这些谈话，对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伟大转折点，开始全面纠正195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发生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从根本上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的历史，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开始全面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确定了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原则，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总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首先是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废078

［１］《邓小平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０９年８月，第１２５页。

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现阶段我国的

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指导方针，把发展经济确立为新时期的工作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方面，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有阶级斗争特性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哪怕在现阶段，我们遇到这样的矛盾只要提高警惕，慎

重地解决，以避免

重犯阶级斗争扩大

化的错误。另一方

面，还存在着阶级

斗争有可能激化的

危险。邓小平反复

强调必须同各种敌

对分子和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思潮作斗

争，正是基于这种

考虑。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

主要矛盾是什么？的错误方针

邓小平这样概括：

“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为了说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它进一步把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思想深化和具体化，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079

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这些论断实质上呼应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观点，是八大提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延伸。

从此，中国社会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大步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把亿万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道路，避免了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以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并支持了工业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体制的弊端、经验的不足、人为的内耗，中国农民始终没有与落后分手，与贫穷诀别。他们祖祖辈辈辛勤耕耘，但一年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22年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留给我们是一串惊人的数目：

“从1956年到1978年22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由3650亿斤增加到5950亿斤。增长6％，每年仅递增2.4%，1978年国家征购粮食1000亿斤，与1952～1955年平均数一样多，但同期农业人口增加了2.8亿。城市人口增加4000万，到1979年全国有1.4亿人的全年口粮不足280斤，有14的生产队（2亿人口）每个社员平均收入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们实际处于半饥饿状态。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低得可怜，4亿多劳动力，3亿人在搞农业，但粮食副食的供应仍很紧张，每年需要进口一部分粮食、棉花、豆油以补不足。1977年全国生产5750亿斤粮食，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才生产1917斤，每年以300个劳动日计算，每人6.39斤。而1975年的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粮食136535斤，高出我国71倍。在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只能供养2.1人，要4.8个农业人口供养一个城市人口。”

农业形势严峻!

整个国民经济形势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部署中，首先推出了农村改革。邓小平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不逐步摆脱贫困，就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摆脱贫困……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它的活动，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基础上。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说：我们确定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从农村出发，是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为社会主义改革制定的根本指导思想。邓小平认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必须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说的这两个特点主要是指农村。农民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我国人民的主体。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因此，邓小平感到：农村既是最落后的地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既是改革的重点，又是改革的难点，又是全面改革的基础。

邓小平以极大热情首先从农村实行他的改革计划，是因为我国“左”

倾错误始于农村，“左”把集体搞垮了，把农民搞穷了，把农村搞死了。

邓小平认为，改革也就是搞活。改革搞活首先要从被搞得很死的农村着手，他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农村改革如何搞？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是搞责任制，抛弃‘大锅饭’，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说的责任制，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它是指导者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改革的序幕后，安徽凤阳的农民提出一个与邓小平设想相吻合的名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从凤阳一“包”到全国，成为农村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农民形象地将这种经营方式概括为：“先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邓小平1985年会见外宾时指出：“可以肯定，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农民响应党的号召，在土地上创造出一个个奇迹，邓小平对此是极为高兴的。1984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曾说：“现在看，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而且见效快，成绩显著。农村政策见效，对我们制定翻两番的目标是一个鼓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邓小平从农村着手进行改革，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老百姓为此是感激他的。不少山区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后甚至用迷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邓小平的爱戴。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每年收获时节都要向着北京鞠躬，她说是感激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改革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

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

自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图为喜迎丰收的农民对家庭承包责任制这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待，他说：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实行责任制就是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就在推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受到重重阻力的重要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对广大农民的伟大实践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1980年5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发展生产力，发展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邓小平为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前景作出了科学的战略指导。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在那些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怕。

上述文件明确肯定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政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对统一人们的思想，推动农村体制改革有重大意义。

在中央支持和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到1982年底，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生产经营方式在我国确立起来了。

农村体制改革的大变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发展。

巨人的伟大，就在于高瞻远瞩，洞察历史，把握未来，推动社会顺应历史潮流前进。邓小平为中国农村伟大变革指明了方向，中国农村的改革大潮顺应这一方向，奔流而下，一泻千里，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向中国走来。

联产承包制振兴了整个农业，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农村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随着家庭承包制普遍推行，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推动了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动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从事商品生产。

沿袭几千年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生产，已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转化。在中国，农民从此开始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到1984年，农业总产值达3612亿元，粮食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大关，人均800斤，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棉花一亿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产品商品率53.3%。1985年农民人均收入达397元，大部分农村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在打破集体经济“大锅饭”之后，还必须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使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1985年1月，在邓小平支持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改革的基本目标，推进我国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化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

第二步改革措施出台，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体制的大体轮廓已经形成。亿万农民的伟大实践不仅给农业生产注入生机活力，同时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党今后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会议认为：鉴于在最近几十年内，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改革要侧重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划清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要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

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便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利为内容，逐步在局部范围开展起来。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从四川开始。1978年10月，四川省在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全国确立了第一批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企业。

四川省扩权试点企业发展到84个。到1980年底，企业扩权试点已达6600多个。

在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中，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他强调：“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实行经济责任制，是工业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探索。这一改革由山东省首先在企业中试行，时间是1981年春季。主要是通过承包划分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任权利的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81年10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文件要求通过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用最小的人、财、物力的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1981年率先试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首都钢铁公司取得很大的经济效益。扩权3年，实现利润8.26亿元，平均每年2.75亿元，比扩权前的1978年的1.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5.32%；3年上交利润7.3亿元，平均每年2.4亿元，比1978年的1.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4.8%；3年上交利润加税金共8.38亿元，平均每年为2.79亿元，比1978年的2.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7.9％。

1984年，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跨入了第六个年头。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成功和城市局部改革探索进展顺利，使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揭示了这一历史趋势：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去，来推动城市改革的发展。

正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关头一样，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这一契机，适时地推动改革向深度发展。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需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全会通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在总结历史经验及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规划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范围：

（1）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2）“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3）“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建立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

（5）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6）建立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7）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8）为了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用一代新干部和一批管理人才；（9）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随着《决定》通过，经济发展开始增加了新的动力。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9200亿元，和前一年相比，增长10％。随着城市改革的发展，在工业体制改革的同时，商业体制、建筑体制、外贸体制、金融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中国城市经济，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二、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认识论新的理论思考。从1978年12月以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民主和法制、关于按劳分配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全国上下出现了思想活跃的局面，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口号被历史的进程所淘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方面及改革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调整在前两三年形成的国民经济新的比例失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

但是，在理论战线上有部分同志思想僵化、半僵化，有的掉队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极少数人甚至攻击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批判“左”倾思潮的同时，由于舆论界以及国际上的某些因素的干扰，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极右的思潮。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重论述了解放思想、实从1978年的秋天起，有一些人在北京市西单附近的“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宣称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性的历史磨难，中国共产党已经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今后不再需要中共的领导，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改革”。西方的记者们忙忙碌碌地抄写反映失望和不安定情绪的大字报，匆匆忙忙地翻阅自1978年秋季以来，在所谓“民主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报纸。

为了澄清中国的改革的根本性质，就必须要有明确的答复，就必须有一个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能接受的，用来统一人民思想的纲领。

邓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适时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在邓小平实事求是精神鼓舞下，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一石激起千重浪，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掀起。

中央各党政军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和文章，对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表示赞成或支持。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得到邓小平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满腔热情的支持，使之迅速成为一个遍及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思想解放和拔乱反正创造了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谈话，着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石激起千层浪事求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和命运的关系。

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真理标准大讨论，实际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还阐述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并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放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同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在这里，邓小平不仅谈到解放思想，而且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许多设想。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即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为了总结30年来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1979年1月至4月，中央和省市两级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在会上作了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提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强调要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继续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的错误倾向。

［１］宗峻著：《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月，第４０３～４０４页。

会议就30年来，党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得失，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以及当前经济工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确保党的思想统一，在这次理论务虚会临近结束时，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又阐明了四项基本原则，作出了详细的、具体的论述。后来，随着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日益完善和改革目标的逐渐明确，四项基本原则也规定了现代化的性质，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指导和遵循的原则。这四条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说，在批评两个“凡是”的后面，并不是可以听任这种“资产阶级民主”露头。他严厉地谴责“民主运动”其口号（“反饥饿”、“言论自由”、要人权”、我们批评和谴责中国共产党”等）是蛊惑人心，无视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和法律。

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本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尤其是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中国人民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如果“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将重新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

邓小平的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得到了全党的热烈拥护，得到党中央的一致拥护。中共中央认为，今后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１７６页。

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还重申：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进一步阐明了三中全会精神和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批判了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歪曲“解放思想”方针的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他还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邓小平详细阐明了自己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置于首位的观点，阐明了应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彻底驳倒那些“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经验。他说，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任何一个稍具历史知识和国际知识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这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中国还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造成的；建国以后，尽管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中国也大大地缩短了差距，并取得了旧中国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情况下也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中国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林彪和“四人帮”，回到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是必须继承的，“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所不可避免的道路，它最终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邓小平看来，无产阶级专政（1982年宪法后也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因为它和“文化大革命”的术语没有多大的联系）是人民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对那些敌视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的专政。邓小平说：“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邓小平认为，这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于这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这些人进行专政，就不可有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因为这些坏分子不可能重新形成一个完整的阶级。

根据邓小平的理论，这种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但党反对搞阶级斗争扩大化，首先是不像毛泽东那样认为党内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走资派”。这种专政，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建设、发展和繁荣的根本保证。他说，自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１８９页。

也不是圣人，犯错误同样是不可避免，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取消中共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了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如果今天踢开党委再去闹什么民主，会闹出什么样的“民主”呢？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某些人胡作非为，踢开党委去闹什么“民主”，那就只可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再次耽搁中国发展的大好时机。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在领导人所承认的思想遗产。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严肃地指出，林彪、“四人帮”严重地歪曲和割断了这个遗产。从今后起，处理意识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当前的需要，运用毛泽东思想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观点，用新的办法解决新的问题。

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谈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它是正在全面展开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南，是实现改革目标的保证，同时也是实现改革的政治界限。对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也好，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借鉴也罢，都必须有一个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任何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1986年底和1987年初，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受外国敌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别有用心的煽动，在中国的大学里出现了一些不安稳的迹象。一些青年学生提出了“自由和民主”的口号，甚至某［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１７１页。

［２］《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１５８～１８４页。

些人公开抨击中共的领导。这时，邓小平站了出来，援引了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这些要求。他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批驳中国“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针对别有用心的人诬蔑政治体制改革是枉费心机，党和中央明确地肯定，实现这些改革和其他一切领域的改革都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而学生运动的幕后人正是怀疑党的领导，因而他至少也是幼稚无知。大学生支援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办法是学习，并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意见。经过教育，学生们认清了是非正误，自动地回到了校园。至于在这场斗争中，或者支持了上街游行的，或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够坚决的领导人，有的被停职检讨，有的则主动地引咎辞职。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在这个党内外和国内外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上，邓小平有过多次重要讲话，帮助全党同志澄清认识。

在看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报告后，邓小平的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它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深刻认识到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他对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说，关于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

［１］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１５８～１８４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从一九八〇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党内外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纠正了这种认识，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

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个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

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为统一全党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再一次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三、为知识分子正名

十年“文革”劫难，中华民族遭受了严重摧残，而受害最重的首推科技战线。在那个年代里，科学技术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科学技术工作人员被视为“臭老九”。是非颠倒，蒙昧盛行，文明窒息。

1977年5月，面对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国家，邓小平沉重地提醒国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并号召人们：“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

1978年3月18日，饱受动乱之苦的科技战线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日子。这一天，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了。

近6000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这是经过10年浩劫后科学界的一次大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大量的篇幅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同时，他对科技工作的具体环节、具体问题都作了重要的指示，提出了解决的措施。

他提出重建国家科委，从而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我国的科学工作。

邓小平还提出在科技领域要实行奖惩制度；他要求高校要成为科研的生力军；他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上去，并鼓励一头钻进科研里面的人；他还提出科研经费要增加。1980年他大声疾呼“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费用不可。”他还提出要开展学术交流，“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抓住科技不放松。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仍苦苦叮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因为邓小平深深懂得，国家富强，民族昌盛靠的是科学技术。离开科学技术，一切目标、理想都会付之东流。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听取汇报的会议上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８５～１００页。

［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２７５页。

“四个现代化”的提出，点燃了全国人民的建设激情。图为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少先队员向科学家鲜花

在“文革”的余尘尚未完全消散的背景下，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中共历史上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率领中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根据国际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新态势，构建起指引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科技思想的形成与他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和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分不开。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得益于一种开放的思维和胸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多次出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和进行国事访问，在国外目睹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无疑在他内心深处引起强烈震撼。1985年，邓小平指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1987年，他又强调：“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尤其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

1988年，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总之，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就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其核心是人才问题。邓小平基于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一再强调要有战略眼光，要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脱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远远没能发挥出来。有鉴于此，邓小平一面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一面着手解决科技体制问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中国人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高科技。邓小平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1986年3月，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瞄准世界高新技术前沿的“863计划”。1988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以高新技术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从此迅速壮大。

邓小平科技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升华。当今世界“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1988年9月5日，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邓小平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这一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开始进行。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邓小平说，他愿当教育界的后勤部长。他作为一代伟人，是从未来的长远角度来对待教育这一问题的。邓小平指出：“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

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在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愿当科技教育界的后勤部长。

在1978年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抓教育。他认为，教育事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于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在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中，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教育的改革、发展方向，还身体力行地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教育战线遭受的破坏之一是高考制度被破坏。因此，大批德才兼备的有志青年被拒之于高校大门之外，教育、文化质量下降。邓上平为此提出：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好办法。”“今［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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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时，还建议要恢复招收研究生，增派留学生，想办法聘请外国专家来中国讲学。

邓小平又针对学校存在的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提出，撤走“文化大革命”中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恢复科研人员职称，并提出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重视教育，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落实广大教师的政策，改善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教师作为“老九”对待，他们的积极性、热情都受到伤害，心灵的创伤是极其严重的。

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大声疾呼：“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予表扬和奖励。”“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

针对教师工资收入问题，邓小平指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在邓小平等人的倡导下，1985年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节的建立，标志着教师在我国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总结，它立足现实，从纵、横两方面为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了规划，是今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针。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４０～４１页。

中小学教育是实现“三个面向”的基础。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从小学抓起”。在著名的“八八讲话”中，他又提出“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在1978年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说：“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的质量。”1984年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参观上海市微电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时指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

现代教育归根结底，要有掌握现代化知识的教师。现代教育者必须先受现代教育。1977年4月22日，邓小平指出：“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他强调：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训师资，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同年9月19日他又指出：师范大学要办好。

省市主管的师范大学，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邓小平还极其重视中小学教育的教材的建设。1977年，他要求教育部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教材，教材要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他提出要进口外国教材，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使青少年掌握最新的科学知识。他说：要进口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等国家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一套具有现代化内容，有世界水平作参考的教材对于培养未来建设者的中小学来讲，无疑是极为关键和有益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数百人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到1982年终于初步编审出版了一套新的中小学教材。

为进一步落实“三个面向”，改变基础教育的落后状况，中共中央在1980年12月作出了普及中小学教育的规定，再次重申了邓小平的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必须从小学抓起的思想，提出80年代基本实行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5年5月通过的《中101

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又把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件大事突出地提出来。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建国百年我国经济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步骤。

邓小平对全国的中小学生寄予深深的希望。他殷切期望全国的中小学生成为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才。1980年5月26日，他为《中国少年报》

和《辅导员》杂志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1983年4月1日，他给北京育才学校编写的校史题词中，又对中学生提出：“要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

邓小平不忘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少年儿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邓小平欣然题词。

并数次为“希望工程”指教。

实现教育的“三个面向”，发展高等院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在1978年6月同清华大学的一些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重点学校规模应逐步扩大，将来要扩大一倍。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有三四万大学生，绝不算多，不搞好大学，就提不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1983年春节，79岁的邓小平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江苏等地视察工作。

他把高校的建设与发展记在心上，在这次视察中，他就加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他说：大专院校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以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师资不缺，现在许多学校的教师没事干，主要是房子问题，再拿出钱来建校舍和宿舍，我看也可以拿出来。这一方面用多少钱，要算个账。”

邓小平讲话后，教育部和国家计委迅速调查研究与推算，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加强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1983年4月，国务院正102

2012年12月8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时，向邓小平雕像敬献了花篮，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各国的政治观察家们认为，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新领导集体拓展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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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全国。这是落实邓小平“三个面向”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

这个决定使我国教育沿“三个面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邓小平赞扬它“是个好文件”，称之为教育工作的蓝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就认识到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落实。新中国成立近30年后，邓小平仍要为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呼喊。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八八讲话”。在讲话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讲话中，邓小平很尖锐地提出：“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他自己作了极其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他这样分析：“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在短短的2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的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第４８页。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从邓小平1977年提出“两个估计”问题到这个中央文件的发出，标志着“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完全被砸碎了。

在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拨乱反正的任务以后，邓小平又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向了新的主题--把知识分子政策转变到体现了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上来。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飞跃。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提出“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并把它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之一。后来他又概括为“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干部四化标准。这突出地表现了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对人才的尊重。

邓小平分析我们在用人上的弊症，他认为，不是我们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许多人才，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他再三强调：

“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的经济改革的决定中，就贯彻了邓小平有关人才的思想。《决定》的第九条是“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批社会主义经济干部宏大队伍”。强调在经济改革中要订出规划，采取措施，造就大批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党委书记，形成一支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门类齐全成龙配套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队伍。邓小平看后说：“《决定》共十条，最重要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邓小平十分注意从现实角度考虑解决知识分子的实际问题。他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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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就讲两点。

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1988年，他在《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胸怀是宽广的、目光是远大的。1992年他发表南方谈话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

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使广大知识分子摆脱了精神桎梏，挺起腰板，在社会主义建设征途中大显身手。

四、不要争论姓“社”姓“资”

1977年7月16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那阵阵热烈而真诚的掌声中，73岁的邓小平异常平静，只是微笑着向大家致意。此刻他心中并不轻松，他深深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中国谈何容易，这副担子好重啊!

复职后的邓小平，第一个决策就是为那些在不正常的年月含冤者平反昭雪。尽管阻力重重，但是必须还清白于天下。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获得了公正的评价，其他在“文革”中蒙冤遭迫害的人和错误定性的事件（如“二月逆流”、“七·二○事件”、“天安门四五事件”等）都得到了公正的结论。

［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０月，第３７８页。

为了共和国的前途，许多老革命家如彭真、陈云、聂荣臻、王震等又恢复了在党内、军内的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提拔了一批年轻一点的领导人，他们包括：胡耀邦、方毅、耿飚、赵紫阳、彭冲、乌兰夫、韦国清等。

1980年11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胡耀邦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1982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党中央新的领导班子开始着手设计改革开放的新中国的宏图。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在哪里？世人瞩目。“摸着石头过河”，这是邓小平最初的发展思路。只要敢闯、敢为天下先，才有生路。于是，中国踏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不归路”。

说改革，中国要改的东西太多了，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要改革，甚至连国人的思想观念也要来次改革。改就是要去掉一些旧的，自然要补充一些新的，新的哪里来？国内新的可以补充，可毕竟有限，中国人开始放眼于国门之外，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1985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试验，要走一步看一步，不断总结经验。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革命。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提出，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整整14年的历程，中国城乡的变化远远超过了以往40年的变化。农民富了，城市人也富了，万元户、十万元户甚至百万富翁也有了。中国真正从“阶级斗争为纲”的噩梦中醒来了，并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巨大而辉煌的成功。

1992年1月，已是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踏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

看到自己设计的改革开放之路经中国南方带来的种种喜人景象，邓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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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会心地笑了。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成果。他似乎并不满意于中国人过于求稳的思维方式，及时在南方谈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