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亏了在重点班待了小三年，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想我应该是瘦死的骆驼里最接近马的。
中考成绩一出来，我们班标准分上七百分的就有十来个。当时的中考成绩是基于原始分五百分，按市里排名换算成标准分最高九百分，全市第一独占九百分，往下就像分蛋糕，人越多分到的越少。
没记错的话我考了五百九十六分，放在普通班似乎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要知道要考上最好的深圳中学之类，六百七十分已经绰绰有余，但是放在重点班你什么也不是，正数没你，倒着数很快就到。
填报志愿的细节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填完志愿的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想些什么，没什么高兴也没什么不高兴，只是脑袋里乱糟糟的。
录取结果出来了，我被第二高级中学录取，虽说也叫“高级中学”与全称的“深圳市高级中学”差了两个字，排位就差了近十名，但还算是市直属“重点学校”。
暑假期间我搬了家，从福田区辗转到梅林关，疯狂玩了两个月“天龙八部”之后才想起去看学校。坐车来到学校才发现这地方如此的偏远，在南山区工业园的旁边，四周放眼望去五百米没有人烟更没有商业气，说是鸟不拉屎也不为过。
学校很新，当时建校不到五年，学校内部还有一栋艺术大楼正在建修，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混杂着工地的尘土味，吹开了我的高中生活。
九月一号，新生报到的日子，家长们大车小车带着大包小包，新生们在父母的簇拥下陆续进了校，找到宿舍楼。我妈嫌铺盖卷太大，也跟了上来，在宿舍楼下稍作停顿，我把药箱拿了出来。此处提一下，由于我是晚生，身体素质比一般人差一点，我妈又是中医出身，所以凡是出远门都是药不离身，此时更不必说，我硬是把一个小型医药库带在了身边。
“同学，要帮忙吗？”起初我被这洪亮的一嗓子惊了一下，抬头一看对面宿舍楼上下来一个男老师，“这是自己带的药箱啊？”我点点头，谢过这位老师的好意，自己上了宿舍楼。后来我知道那是学生处主任。
进了六楼的宿舍，六人一间，有个阳台，还比较宽敞。和未来的宿友们打个招呼，收拾了衣柜和床，就此告别父母和家一周。
宿友在此不太好分类，只是写出别称。一开始玩的很好后来闹翻，和我同初中且来自另一重点班的文兄；来自东北齐齐哈尔的少年谦儿；沉默寡言语出必惊人的欧哥；小清新加小邪恶的跃ｂｏｙ；足球小将超哥。这就是我在高中第一年的宿舍。
我被分到了十四班，有个所谓的开学考试，也分了几个所谓的重点班，不过听说很大程度是为了应付条子生和高价生。
班主任海哥是历史老师，总是给人一股热血青年的感觉，不论是上课还是下课。由于高一没有分文理科，每个人都要面对除语数英之外的六科——政史地和理化生，九科的书和练习册摞起来高度够得着女生的腰。
分文理科这东西确实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表面上看起来一刀切，理性思维强去理科，感性思维强去文科，实则不然，有的人理性思维强但是确实喜欢去读和分析历史，有的人感性思维强却接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强大的逻辑性。高晓松在清华读了几年电子工程发现不行就转去学了导演，但很难想像在高中阶段就把人分成两类，如果一类男人一类女人那无可非议，可惜还有一类文科一类理科。
于是很容易地，在高一阶段许多人听说分科就开始有选择性的“上课”。第一个学期大家认认真真地学完了一本书，结果发现考试题目和书上写的难度相去甚远，有些科目完全掌控不了。于是到了第二个学期，大家纷纷只带着耳朵去听文科或理科的课，偏科就在这个时候蔓延。
第二学期的期末是分班考试，严格上讲是参考九科的成绩，可是许多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只知道夏商周不识氧化钠，又或者是看得懂元素表背不下年代表。一场考试下来多少人狼狈不堪，看着崎岖不平的分数线心里直打鼓。
由于我自初中起就对理化生有所畏惧，这种畏惧持续到高一也没有散去。所以即使拼尽全力也还是抱着“反正我文科好去了普通班也好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过去了。
结果是我以两分之差被分到了两个重点班之间夹着的十九班。
“踩着重点上重点”这是我进班之后无意间听到的一句话。
我的班主任有两任，第一任是我高中后两年的数学老师，因为和张曼玉神似所以外号曼玉，第二任是同样教我两年的地理老师，倩倩。
这两年里我对数学的态度从敌视到接纳再到宽心接受，曼玉功不可没。。
语文老师同样有两任，第一任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任，是一个超然脱俗式的女老师，叫吉吉。第二任是一个富有学术气息的男老师，叫剑林。
因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从高一起义务带读了三年的语文早读，后来也不知怎的就变成了没有名分的语文课代表，除了我稳居前列的语文成绩，就是因为语文课常常设在第一节，而老师总会抱着各式试卷进来，也就最为顺手地递给了讲台上的我，久而久之我在大家眼里就成了课代表或者具有相同功能的人。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人类已有的知识比作一个大圆，那么每个人生下来就位于圆心，他人生中每一个阶段的学习都像是在朝着圆周前进，小学、中学、大学，以此类推。大多数人走不完半径就停了下来——因为这并不阻碍他们生活或者成功。一部分精英走到了圆上，看到了人类所能了解的世界，并就此满足。还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尝试钻研圆外的世界，一点一点地扩展自己所属的半径，就这样，我们认知的世界才能不断地扩大。这和罗素的《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度》中阐述的一大堆代数化的哲学名词不同，相比起来更形象。
高中的知识就像是大圆包含着的小圆，走出了圆心之后所有人都发现世界原来很大，从某种意义上和自己认知的完全不同，有那么多浩繁冗杂的知识需要去学习，那么多形式复杂的公式需要去记忆。有的人自然就退却了，这里就是他学生时代知识的终点；更多的人无法选择退却，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也许有的人吃穿不愁，有的人前途无忧，但是更多的人都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唯有经过高中，才有机会相对公平地和命运对弈。
每次从大门前的广场经过，抬头望向教学楼的顶端，那里有一片由几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天井，拱起的弧度和人眼十分相似。每次我回到学校，凝视着那只不存在的眼睛，总会有一种莫名空灵的感觉，就好像那只眼睛也在凝视着某个地方。
从天井透过去能看到天空。
泰戈尔的天空是宇宙的灵魂，那眼睛后方的天空也应该有他的灵魂。
也许这就是被高中的天空凝视的感觉——因为在高考结束的那天，这种感觉如不曾存在过一样，就此消失的无影无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