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当我们从军政大学毕业的100名女生报名参加了十八军后，就跟着接兵的同志从重庆来到了十八军的集结地乐山。由于路途上被家长拉走两个，实际上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还有98个。98个也真不少呢，整整三卡车。
到乐山后，我们很快被分配到了各师。我和吴菲、刘毓蓉三个人分到了一起，参加了新组建的康藏运输队。我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苏玉英。其实我从没叫过她名字，我一直叫她苏队长。她是我们新组建的女兵运输队队长，我们将跟着她往西藏走。
苏队长比我大4岁，也就是说，我认识她时，她也不过22岁。要是放在现在，22岁的女人完全是小姑娘的感觉。但22岁的苏队长已经是个非常沉稳、能干的女军官了，而且还做了母亲。所以她看上去远远不止大我4岁，好像大了一个辈分。我看她时，总有一种小孩儿看大人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女人。人长得好看不说，身上有一股说不清的帅气，走路说话都显得精精神神，充满了朝气。反正就是和我们这些女学生不一样。
所以第一次见到苏队长，我就喜欢上了她。
当时我们分到运输队的十几个女兵，正像燕子似的在那儿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她来了，腰间扎着皮带，短短的头发上戴着一顶帽子，眼里盈着笑意，那笑意里有喜悦，还有疼爱。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也不过23岁的年龄，怎么就会有那样的笑意？她一手揽住我的肩，一手揽住吴菲的肩。她说，同志们，以后咱们就天天在一起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就告诉我，我会尽力照顾好你们的。我当时想，你也不大呀，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似的。
苏队长是个南下来的“老革命”，已经参军5年了，本来刚做了母亲，一听说成立了女兵运输队，她就背着吃奶的孩子赶回来工作了。我们知道后一下崇拜得不得了。特别是吴菲，老是缠着她问，你打过仗吗？枪响的时候你怕吗？
对我来说，苏队长让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这个，而是她竟然结了婚，竟然做了母亲。我很想知道那个做了苏队长丈夫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在我看来，苏队长是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知谁能够征服她的心。老同志告诉我，苏队长的爱人是先遣支队的政委，已经先一步出发了。他们是一家三口，不，加上保姆张妈，是一家四口举家进藏。
但我有一种感觉，苏队长有心事。
一直到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苏队长的心事。
我们分到运输队后，就在苏队长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中。这准备工作包括三个方面，思想、物质和身体。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时事，学习政策，了解西藏，掌握宗教政策和知识；物质准备也很重要，因为是去高原，吃的和穿的都和内地部队不一样，但那主要是上级的事。对我们来说，最最具体和重要的，是身体准备，即开展体能训练，为进军高原，打下一个良好的身体基础。
为了强化体能，我们和男兵一样，把大如磨盘的石头捆起来背在背上，然后急行军。苏队长把孩子交给保姆张妈，带头背起石头走在最前面，我们一个个紧跟其后。周围的老百姓看了不解其意，不知道解放军在干吗。如果说是为了搬运石头吧，怎么背出去又背回来了？大概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事训练。
我们每天背着石头走几十里山路，这样的训练强度别说是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就是南下来的老战士也有个适应过程。所以全累得直喘大气，汗水一次次地湿透了衣服。吴菲累得受不了了，跟苏队长说，年轻人，力气用了睡一觉就会长出来的。现在这样消耗体力，以后真的进军西藏没力气了怎么办？苏队长说，在高原上行走，消耗的体能将是内地的几倍。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也很有效。苏队长还说，这点困难算什么？更大的困难在后面呢。
苏队长的话我句句都很相信，我甚至觉得那都是她丈夫告诉她的。我却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通音讯了。
我还好，从小爬山爬惯了，脚上有劲儿，适应比较快。刘毓蓉年龄大，好强，总是紧跟在苏队长的后面，吴菲就有些受罪了，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地落在最后面。和她一起落在后面的是上海姑娘徐雅兰，她的身体不太好，我们是越跑脸越红，她是越跑脸越白。年龄最小的赵月宁反而比她们俩还强些。赵月宁那时周岁还不到14岁。但她比我们的军龄都长。1948年部队解放了她的家乡，她死活缠着苏队长参了军。
但不管是谁，不管每天累得怎么叫唤，早上没有一个赖在床上不起来的，都强撑着爬起来继续锻炼，那个时候谁也不愿意显得自己娇气，都暗暗较着劲儿。
半个多月下来，我们感觉自己强壮多了。
苏队长很快就发现我唱歌唱得很好，她推荐我去演节目。她说等我们到了甘孜和大部队会师后，就要演出精彩的节目来慰问先遣支队。
我已经说过了，中学时我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我尤其喜欢我们女声的无伴奏合唱，好像无数轻柔的少女在月光下仰望星空。那时我们唱《平安夜》，唱《欢乐颂》，也唱《梅娘曲》。但到部队后，我很快发现这些歌儿太不适应部队的火热气氛了，还是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更能唱出我们的心情。
我们排演了好几出小歌剧，主要是《白毛女》、《血泪仇》，还有《刘胡兰》。让我最忘不了最受感动的是刘胡兰。也许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女性吧。每次演到她牺牲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我难过地想，她才15岁呀！她和小赵差不多大呀。我还想，比起刘胡兰，我们受的这点苦算什么呢。
日子过得很快，也很开心。我们每天都问苏队长：什么时候出发呀？什么时候去解放西藏呀？苏队长说，别急，先遣支队刚到，正在建立根据地呢。
苏队长说这话时，口气非常亲切，好像说着自家的事。我想苏队长一定比我们更盼望着早些出发。
有一天夜里，苏队长坐床边给我改那件太大的棉衣，我趴在一边看。我忽然说，苏队长，你好像心情不好？她很吃惊，针把手指都扎了。她说你个小丫头，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看出来了。我能帮你吗？我真的很想帮她，我想对她好，我不想她难过。
她叹口气，摇摇头说了两个字：孩子。
她一边说一边用嘴去吮手指，我发现她的左手无名指和小指都是弯曲的，而且有个很大的疤痕。我问她是怎么受的伤。我想说不定她会就此给我讲个战斗故事。但她犹豫了一下说，是小时候上山砍柴时不小心受的伤。我有些失望。我以为所有的伤都和打仗有关。我又问她为什么为孩子发愁，孩子不是好好的吗？她叹了口气，不肯往下说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想把孩子带上路，也就是说，她想带着孩子一起进军西藏。那么小的孩子她实在丢不下。她的老家在安徽，本地又没人可托付。再说孩子出生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父亲，她也很想把他带进去让他父亲看看。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西藏。而且我们将徒步翻山越岭，那么小的孩子，能行吗？领导上有些顾虑。
苏队长就是在为这个心事重重。
后来，上级终于同意她带着孩子上路了，她高兴得第一个跑来告诉我。也许是因为我最早看出她心事的吧。我真为她高兴，我当时就拍着胸口对她说，把孩子交给我吧，我来帮你背。我会背。
现在想来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难道我早就预感到了什么吗？不不，我没有预感，丝毫也没有。
有许多事情是永远无法解释的。更何况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西藏。
苏队长开心地拍拍我的头说，小白，你把自己带好就行了。孩子有张妈呢。
在后来的进军路上，苏队长为了不让孩子影响工作，几乎不让张妈带孩子到我们中间来。不要说我们，就是她自己也很少抱孩子。只有到了休息的时候，她把我们都安顿好了，才从张妈那里接过孩子来喂奶。那孩子生在虎年，小名就叫虎子。我们都很喜欢虎子。尤其是我，好像天生和他有缘似的。
是啊，我的确是和这孩子有缘，要不，怎么解释后来发生的一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