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元朝赋税的第一个突出特点是南北异制。元朝对各族、各地人民实行分而治之的田赋税收制度。对蒙古族税收从轻,对汉族及其他民族赋税丛重。汉人负担重于女真人，镇人负担于蒙古人。不仅田赋南北异制，其他赋税也南北各异。
元朝赋税的第二个特点是轻课工商业的政策。元朝对军户、匠户、站户实行优待,有一定限度的免税权，工商业税率较低，这就促使了元代商业的繁盛，使商税无论是品类还是数额都有明显增加。元朝还重视盐税，使商税和盐税成为元朝财政的主要收入之一。
元朝赋税的第三个特点是赋税征钞制。在以往各代，赋税一般以实物缴纳，虽然也有征钱的情况，但不是普遍现象。元代则不然，赋税大部分征钞。这说明元代货币经纪发达,国家已经以钞为法定通货。在当时，赋税征钞给人民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随着钞币的贬值,赋税的加重，人民受害不浅。
元朝还实行包税制(元人称为扑买或买扑)。由商人以较低的数额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向国家包缴某一项税款，承包者再按较高数额向百姓征收,从中获取差额利益。包税制对国家说减少财政收入，对百姓说加重负担，是一种既有害于国又有害于民的税制。
在民族歧视政策下，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而官吏的额外苛敛更使民不堪命。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大起义。
元朝除田赋、徭役和工商税收之外，尚有一些名义上不是税，实质上相当于税课的征敛，如推派、度牒、土贡等等推派名目繁多，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诸如郡县官吏为迎送上级官吏所备办的酒宴所需，及住宿陈之物，皆摊派于民;官吏俸钱也科派于本管民户;平江岁输海运粮所需布囊3万条，责成不产麻的绍兴制作而推派于民;甚至州郡失盗未获，所失之物，也由民代偿。这些摊派，往往使百姓困苦不堪，以致亡命他乡。日度牒，是国家对出家的僧、尼、道士的一种征敛。其制:禁上私自建造寺观庵院。僧道入钱50贯，给度牒，方准出家。至顺一年(公元133年)三月，曾给僧道度1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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