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经费接济不上的窘境，可谓“贫穷落伍”，而这里所谓的“贫穷”，是相对京官生活而论的。不至于沦落到普通人都不如的境地。按当时的京官生活惯例而论，京官们除拥有宽裕的为官俸禄之外，还得时常接受家乡亲人的接济。但对曾国藩来说，不但家庭无法为自己“讲排场”而源源不断的寄钱过来，就是朝廷俸禄，也经不得用。甚至还要省吃俭用，常常接济家庭。
正是此原因，曾国藩从不讲排场，默默不问地经营着自己的学术，笔耕不辍。就是在京官之前，即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冬间，曾国藩因进京路费不够，而写信向叔侄借盘缠，结果不获而返，曾国藩满脸垂丧之气。无计可施之下，曾国藩于八月间赴河南省城严家的谦六借钱，很快，便得到二百金。十月，他作书纪念时，称为谦六作联幅，并寄之以怀念。由此可见，曾国藩从朋友那里即能得到二百金，是其高尚的品行，仁义的性格，以及深厚的学术功底赢得了天下人的赏识，谦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进入京官生活之后在，曾国藩经济上渐渐独立，也鲜有借钱的时机。按当时清王朝官阶俸禄制度，一开始，曾国藩为翰林院检讨，官拜从七品，岁俸银为四十五两，俸米四十五斛（每斛为半石）。此时，曾国藩可享受朝廷俸禄，却只能维持生活，无法讲排场，只好一心研究学问；升至侍讲、侍读之位时，衔至从五品，岁俸银八十两，俸米八十斛。曾国藩生活上有所宽松，能吃上上等饭菜；晋至侍讲学士之座时，衔至从四品，岁俸银一百零五两，俸米一百零五斛，可谓“富贵逼人”；擢至内阁学士之尊时，衔至从二品，岁俸银一百五十五斛，俸米一百五十五斛。曾国藩开始了一定的排场人生；迁至礼部侍郎之列时，衔至正二品，岁俸银、俸米与从二品相同。
当时，地方官员有个特殊的俸禄，便是“养廉银”，不同级别官员有不同的俸禄等级，但都是正俸禄之上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因此，地方官员的正俸是微不足道的，更多是放在“养廉银”之上。此时，中央官员也有一定的“养廉银”，数额一般与正俸平起平坐。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