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阙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举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人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难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休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