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起来，已经是中午了。脑袋异常疼痛，里面好像装满了重物，极大程度上限制了我的行动，费了好大力气才勉强脱离枕头。僵硬的后背倚靠在茶墨色的皮革床头，双眼直直望着挂在天花板上的豪华吊灯，开始整理思绪。
自从梓彧生日那天和他见了一面之后，就再也没联系了。说不上厌恶，也并非没有联系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我非常想见到他。手里的那张名片后面写着的那几个字必须要找本人弄清楚才行。可即便有如此重要的事要去解决，还是提不起精神来。周围有太多不可测的神秘的情况困扰着我，心里无比杂乱无章，行动也因此变得迟缓了。总之，我迟早会去找梓彧的，但不是现在。
警察先生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增添了心理压力。我在想，四年前有过这种感觉吗？大概不会有。那个时候比现在要紧张得多，警察先生和我都忙于车祸事故的调查和保护相关人员上，没有人会闲着没事给对方添麻烦。即便真有，那股压力也无法与自身所处的恶劣环境相提并论。可这次不一样，我们都抱着旅游的心态来到这里的，可谓相当轻松，开玩笑的机会随时都会有，警察先生看来已经抓住了这条准则，一见面便让我摸不着头脑。可那谎言毕竟过于扑朔迷离，还是那句话，即便有新闻做担保，我也不会相信他说的。或许那就是事实，可并不是他嘴里说出来的事实。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仅仅为了开玩笑使自身愉悦？看看这些人，他们都相信了我的话。要是这样，简直太可恶了。
我的心里顿时冒出一个想法：去医院看望那位自杀未遂的女子。迫切想见到她的欲望远远超过半天未进食的肚子带来的冗长的饥饿感。只要见到她，真相便能大白于天下，警察先生所说的并非事实的事实就会不攻自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受他的玩弄了。
决定后，我爬起身来，大脑顿时清醒了不少，身体也较为灵便了。走到窗前，拉开半掩的青色布帘，知了的鸣叫声依然能清晰的传入耳中，它们似乎不知疲倦，一天到晚便是如此度过。天气发闷，不过天空布满乌云，倒没有了强光炙热的烘烤了。我换上一件米黄色的衬衫，不是我的，而是跟小兄弟借的。因为我带过来换洗的衣服没有一件看起来对病人有益，大都是阴暗的颜色，所以就选了他的衣服穿上了。大小正合适，样式也很和我胃口，但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让病人看起来舒服就好了。
“就这么空着手去？”
小兄弟的话提醒了我。没错，即便是看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不能空着手去，多多少少要买些见面礼才行。我从老妈寄过来的钱包里拿出了三百块钱，细细想来再怎么买也花不了那么多，不过还是都装进口袋了。以防万一，我拉上了口袋的拉链。出了家门，一路上畅通无阻，几乎没有人在此附近活动。这里还真是与世隔绝呢，我心想。可到了市中心后，眼前所见就完全不一样了，即便是闷热的中午，依然有许多各个年龄段的当地居民亦或是外来人口到处奔波。我冲入其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不久，花店映入眼帘。那是家名叫“情洒花海”的饶有趣味的小型店铺。老板惊奇的是位高个子、身体肥胖的中年男性。他听到动静，从里屋走出来，吓了我一跳。
“您好，请问想给什么人挑选鲜花呢？”
他的嘴里发出与身材完全不匹配的轻柔声音，十分有礼貌的问我，脸上不忘了带上必须在顾客面前表现的笑容。
“是个病人，女性。”
“大概能接受什么样的价位呢？”
他有条不紊的向我介绍各个花的品种以及其特点及寓意，当然，价格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病人严不严重啊？”他一边问我，一边自作主张的说，“虽然我没见过她，不过我也很担心呢。”
我没跟他说我也没见过，只是默默听着。
“这样吧，不管你挑选什么花，我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给你打八折，怎么样？”
我表示谢意。
“不客气。”
老板笑着说。他看我不是很懂花的特性，便替我选了三种拼成了花束，听他说，主花是水仙和康乃馨，中间点缀它们的是满天星，总能给病人带来舒畅平静的感觉。
“谢谢。”
我再次表示感谢，小心翼翼托着刚刚买到手的价值120块的花束走出店门，朝医院进发。早晨看新闻报道，上面写着是中心医院来着。可是中心医院在哪里呢？沿着街道毫无头绪的寻找，似乎根本无计可施，就连一家普通的门诊的影子都没看到。
“请问中心医院在哪里？”
没办法，只好询问路人了。被迫要回答我提出的问题的是位年过八旬的老奶奶。说不定只有七十多岁。只不过看起来十分衰老罢了，头发没有一根是黑色的。她指来指去，从左到右，一会儿说会遇到学校，一会儿又说经过两个红绿灯才行，毫无规律可言，把我搞得一头雾水。
“谢谢。”
我皱着眉头离开，没得到有价值的信息。本想省钱步行过去的，可想在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还是破费选择最方便的途径吧。我站在马路口，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里？”我坐上车后，出租车司机眼睛直直盯着前方说，“听说了吗，昨天晚上南湖有人跳河了。”
我点点头，估计他看不到，便答应了一声。
“你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想不开啊，非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真是……”
他似乎觉得再说下去似乎有些不妥，便住了嘴，静静等待我的指示。
“麻烦师傅，到中心医院去一趟。”
“看病人？”车开出一段距离后，他问我。
“差不多。”
“差不多？”
我也意识到如此不合常理的回答使对方陷入尴尬的局面，只好跟他把话解释清楚。
“我没见过病人，病人也没见过我，只不过是替亲戚去看一下。”
“唔。”
我撒了谎。并非掩饰自己的过错，也不是想愚弄无辜的司机师傅使自己身心愉快，充其量不过是想立刻停止对话罢了。如果我说出真相，他一定会有接二连三的问题问我，那样就止不住了。
达到地点后，感到异常亲切。和母亲工作单位很像。此时此刻我在想，世界上所有的医院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吧，那为什么非要起不同的名字呢？大概院长不喜欢过于单调的名字吧，所以才会费尽脑汁想出一个名字来。
我从一位医生那里得知了落水女子的病房号，道了谢。然后完全依靠直感选择了正确的电梯，没有人来告诉我。那个电梯口人很少，我很快就乘坐了上去。身穿制服的电梯工阿姨按亮了可以到达的楼层号码按钮。手中捧着鲜花，在微微发抖。
病房门关着，从玻璃窗户往里看，发现这是一间仅供一人休息的很清静的病房。床上躺着病人，大概就是那位昨晚跳河的了吧。身边还坐着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机，满脸雕像般的微笑时刻不敢放松下来，她侧着脸对我，所以没发现门外有人。我在旁边设置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把鲜花放在身边，长舒一口气。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呢？需要思考一下。
门突然开了，有人走了出来。是位年轻女性。我看了她一眼，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您是？”
“我来看望病人。”
我举起花束来给她看。
“她的家属？”
“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来确认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说完，起身打算进去。
“您先别走，可以的话，麻烦您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难道进入病房也要搜身？我停下脚步，看着她那张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笑脸，心里就瘆得慌。
“我是广播台的特派记者，这是我的工作证。”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带有绳子的跟手掌差不多大的挂牌，交到我手里。很普通的工作证，没有一点新奇的地方，但我还是产生了疑惑……为什么不直接把脖子上挂着的给我看，非要从口袋里拿出另一张呢？想是想不出来的，于是，我问了出来。
“其实，我不是记者来的，只是广播员，凑巧今天记者们都有别的事去办，没有人能来采访这位备受关注的落水女孩了，所以我被临时戴上了头衔，当了回记者。”
“脖子上为什么挂着两张？”
即便真实身份是广播员，多出来的证明也没什么用吧。
“一张当然是广播员的工作证，另一张是从高中时期一直带着的，因为很重要嘛。”她将那张自认为很重要的牌子拿下来，把那张临时记者的证明拿了回去，“要是你知道的话，一看就知道了，不知道我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信乐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