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工业化的艰难探索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二是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历史任务宣告实现。而第二个历史任务，则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共领导人工业化思想向现代化思想的转变，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而且还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经济规律的理解和深化。
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共领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于一种世情和国情的局限之下。所谓世情，就是国际上两大阵营日益对立，中国处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之下。同时，就世界经济发展进程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工业化道路也处在转型时期。所谓国情，就是为了尽快建立起新中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在苏联帮助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此外，国家安全也一直是中央决策层必须面对和考虑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早在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建国前夕，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这说明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共领导人就对中国未来工业化的道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该经济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目标，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实行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农业的合作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农业集体所有制。大跃进时期，更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中。通过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从而建立起城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进而由政府作为投资的唯一主体，甚至管理国营企业，大大扩展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排除了市场机制，同时，也使得企业丧失了应有的权利和活力。
推行赶超战略的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
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并构建起与该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宏观政策环境。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和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从国家内部加以解决。除了农业“剪刀差”以外，还有就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因此，国家除了彻底排除市场机制，采取扭曲生产要素的制度安排，进而构建起服务于赶超战略的宏观政策环境外，还采取统收统支，剥夺企业自主权，最后建立起将企业剩余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的微观机制。
正是在上述制度安排和体制背景下，中共领袖开始探讨由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变的问题。尽管早在1956年，第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就提出“以苏为戒”的号召，试图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但正如后来历史发展所证明的那样，由于正是在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的基本特征下来探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所以，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始终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苏联模式。
二、“四个现代化”的探索与推进
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是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而逐步深入的。尽管囿于主客观条件未能突破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它却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现代化思想的萌芽
早在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也是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工业、农业、文化、军事并提。他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这是四个现代化提法最初的雏形。
在“以苏为戒”思想的指引下，自中共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共领袖多次提及现代化的思想和概念。但总体来说，在1957年以前，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党内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仍比较单一，还没有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上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此时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已经萌芽，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并不仅仅指工业本身，还提出了农业、文化等方面，这些思想火花，在以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程中日益明晰起来。
现代化思想的逐步发展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这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政治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成功，遂将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肇始于1958年的经济“大跃进”就是毛泽东亲自酝酿和发动的一场言在超英赶美、实则赶超苏联的一场大实验。然而，脱离客观实际的“大跃进”发动不久，问题迭出，困难局面开始显现并日益加剧。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国内各级干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目。由读书引发的理论思考发展了中共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较为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是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开始的。
早在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现代化”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当时国内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他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次讲话中的关于现代化思想的提法，从字面来看只差了国防方面。
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一提法作了完善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所谓的“原来要求”，就是指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的三个现代化的要求。至此，“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全面地完整地提出来了。1959年12月24日，周恩来提出：“需要加快建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国家更快地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1月4日，周恩来又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和现代化国防。这样才会建成一个既富且强的社会主义国家。”2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研讨会发言中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中，再一次提到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提出和平友好的友邦关系，有利于一切争端的解决。之所以如此，“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总之，在1959年末至1960年初这段时间里，以毛、周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频繁使用“四个现代化”的概念。说明中共领导层就这个提法达成了一致。但由于国民经济局面的迅速恶化，使得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国民经济调整这一工作上，因此，“四个现代化”的正式提出还没有提上日程。
“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终完善
从已经掌握的现有资料来看，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里首次公布“四个现代化”的完整概念的是1961年9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该文件指出三年大跃进，使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辉煌的成就，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1961年底和1962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全力以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时期。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和调整措施的出台转移了中央决策层的工作重点。直到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有关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才逐步提上日程。1963年1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我们要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第二天，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公开宣布我国今后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破坏。实际上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也中断了。1974年底，毛泽东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他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在第二步设想前特别加上了“在本世纪内”几个字，明确表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内”或“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