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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化大师中，出生的屋子最狭小的，一是贝多芬，二是莎士比亚。好像上帝故意要把房间、楼梯、门窗一一缩小、压低，然后让未来的大师哗啦一声破墙而出，腾身而去。两人是在同样的年岁离去的：二十二岁。
贝多芬的出生地在波恩，前西德首都，一座不小的城市，当然不可能太隆重地来供奉这所老房子，只让它安静地排列在一条窄街的边沿，粗心人走过两次都不一定找得到。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那就不得了啦，现在几乎是把全部名声、经营、生计都靠到了莎士比亚身上，好像整个村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候他的出生，等候他的长大、离开、回来、去世，然后等候世人来纪念。
这是异代同乡的好意，寻常世间的温暖。不寻常的是，世界各地的游人每天不断，于是每天都在迎来送往地过节，而且显而易见，这个节还会过下去，直至永远。
天气已经很冷，风也很大，我穿着羽绒衣在街道上行走，走一程便躲进一家纪念品商店烤火，烤暖了再出来，继续走。伙伴们问我在找什么遗迹，我说不找，其实心里是想找回一点复杂的感觉。
我现在想的是，有很长时间，这个小镇对自己的游子浑然无觉，但它不知道，莎士比亚生前身后遭受的种种非议，甚至连他存在的真实性也受到责难，多半是由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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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终究是小镇，而且是四百多年前的小镇，它凭什么输送出一个莎士比亚？
那个叫做莎士比亚的孩子不可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进过一所文法学校，十三四岁时因家里交不起学费就辍了学。他二十二岁离开这里去伦敦很可能是一次逃跑，原因据说是偷猎了人家的鹿，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肯定的传说。到伦敦后，家乡有人听说他在一个剧场前为观众看马，后来又一步步成了剧场的杂役和演员。他每年都会回来一次，后来经济情况渐渐好转，还在家乡购置了房产和地产，最后几年在家乡度过。五十二岁去世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当地有送哀诗的习俗，但当时好像没有人为他写哀诗。他留下了遗嘱，讲了一些琐事，没有提到自己有什么著作。连他做医生的女婿霍尔，也没有在日记中提到岳父会写剧本。
这些情况，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为什么家乡对他的功业缺少知觉？这种情形对于一些离乡太久和太远的文人来说并不奇怪，但小镇离伦敦并不太远，莎士比亚又几乎每年都回来一次，而且晚年又回乡居住，怎么会这样木然？
其次，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才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文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入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给予他的吗？
与此相关，还有不少琐碎的问号。例如小镇所保留的莎士比亚遗嘱中，几处签名都由别人代笔，拼法也不统一，这可能被解释是生病的原因，但在其他一些登记文件上，他的签名似乎也不是自己的笔迹。这些做法，很像当时千千万万个文盲。怎能设想，这个不肯签名的人不仅亲笔一字一句地写出了三十几部堪称世界经典的辉煌巨著，而且奇妙地动用了二万多个英语单词，是历史上词汇最为丰富的作家之一！
这些问题，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怀疑论者并不怀疑从这个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的存在，他们只怀疑，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学者身份和上层身份的人，借用这个人的名字作为自己发表剧本的笔名。
这么说来，这个躲在笔名背后的作者，才是真正的文化伟人。既然是文化伟人总会有多方面的光亮泄漏，他也应该是那个时候伦敦的重要人物。那么，他究竟是谁？
怀疑论者们按照他们的文化逻辑，分别“考定”了好几个人。
有人说是那位十二岁就进了剑桥大学读书，后来成了大哲学家的培根；
有人说是“牛津伯爵”维尔；
有人说是另一位剧作家马洛，他与莎士比亚同龄，但他获得过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
还有人更大胆地断言，真正的作者是伊丽莎白女王，因为只有她才能体验那些宫廷悲剧的深刻心境，而且有那么丰厚的学识和词汇；
顺着这条思路，有人认为，女王周围的一些著名贵族，可能都参与过这些剧本的创作。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怀疑论者选定的对象不同，但隐藏在背后的理由却惊人地统一，那就是，大文豪只能来自于大学，若说有例外，除非是女王和贵族。
他们的考证文章很长，也有大量注释和引证，完全符合大学的学术规格。只可惜，一年年过去，被他们吸引的人很多，被他们说服的人很少。莎士比亚的戏一直到处上演，没有哪个观众会认为，今天晚上买票去欣赏哲学家培根爵士或伊丽莎白女王的才华。
在他们拟定的名单中，真正懂创作的只有一个马洛，因为他本人确实也是杰出的剧作家，尽管怀疑论者看中的是他的剑桥学历。结果，时间一长，稍稍懂点事理的怀疑论者便放弃了别人，只抓住他不放。恰恰马洛这个人有可能参加过当时英国政府的情报工作，二十九岁时又在伦敦附近的一家酒店被人刺杀，于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一个叫卡尔文·霍夫曼的美国人提出一个构想：可能那天被刺杀的不是马洛，情报机构玩了一个“掉包计”，真的马洛已经逃到欧洲大陆，隐姓埋名，写了剧本便用“莎士比亚”的笔名寄回英国，因此莎士比亚剧本的发表也正巧在马洛被刺之后不久。
这个构想作为一部小说的梗概听起来不错，却带有明显的好莱坞性质，即只求奇险过渡，不问所留漏洞。例如：马洛要隐姓埋名，为什么不随便起一个笔名，偏偏要找一个真实存在的同行的名字？如果真实的莎士比亚不会写这样的剧本，他剧团里的大批同事怎么会看不出破绽，然后传扬出去，造成马洛的不安全？还有，延续二十几年的伟大创作工程，到完成之时，世事人情早已大变，伊丽莎白女王也早已去世，马洛隐姓埋名的理由至少已应松弛，他和其他知情人又不会不知道这项工程的重量，为什么没有点滴的真相透露，或留下片言只语告知后世呢？
其实，按照学术的逻辑，有两个事实足以驳倒那些怀疑论者：一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在剧团里为演出赶写的，后来收集起来的是同一剧团里的两位演员，莎士比亚本人也在剧团之中，整个创作行为处于一种“群体互动的透明状态”，不存在书斋学者个体写作时作假的便利；二是莎士比亚的同代同行、剧作家本·琼森为那两位演员收集的莎士比亚全集写了献诗。
那么，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像，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要无话可说。一颗已经翱翔过精神天宇的心灵很难找到交流对象，包括在自己家乡。于是他也就不为难家乡了，只让乡民知道最通俗意义上的他，不忍心把自己略为艰深的部分让他们慌张。他已经非常乡镇化却又与乡民十分隔膜，这是必然的，因为乡民最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又稍稍高于他们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我想，一个作家临终时，他的著作大致会出现三个等级的状态：
第一等级是著作早已深入人心，无须言说，人们只是念诵他的名字；
中间等级是著作进入悼词，进入挽联，让大家重新记起，一片唏嘘；
最后等级是著作进入遗嘱，让子女们与财物一起承接。
当然这几个等级也会互相交错。
莎士比亚连第一等级也超越了。他知道戏剧演出是过程艺术，没有奢望哪一部能深入人心，只把它们看作过眼烟云。对于那些剧本，他像一切只从演出来看待戏剧生命的戏剧实践家一样，虽然内心珍爱，却未曾想像它们的历史命运，演过了也就过去了。何况在当时，社会对于演出背后的剧本，尚未建立著作权意识。
因此，我们便进一步理解，要他在记录的遗嘱前签名，他却轻轻摇头。Shakespeare，他知道这些字母连贯在一起的意思，因此不愿最后一次，亲笔写在这页没有表述自己灵魂的纸张上。
这个样子，确实很像个文盲。
同一个小镇，同样的文盲，他又回到了出生的状态。
他觉得这个结尾很有戏剧性，可以谢幕了。
但是在我的想像中，他还是会再一次睁开眼睛，问身边的亲属，今天是几号。
回答是：四月二十三日。
他笑了，随即闭上了眼睛，永远不再睁开。
这个结尾比刚刚想的还要精彩。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日。他在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也许，这是上帝给一位戏剧家的特殊恩惠，上帝也学会了编剧。
3
还需要说一说怀疑论者。
我走在斯特拉福小镇的街道上想，怎么能责怪这个小镇在莎士比亚临终前表现出来的漠然呢？它后来终究以数百年的热闹、忙碌和接待，否定了一切怀疑论者。
怀疑永远是允许的，但同时也应该允许“反怀疑”。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论者内心的轨迹，因此也不妨对他们怀疑一番。
时至今日，他们那种嫌贫爱富、趋炎附势地把女王、爵士、贵族硬说成是莎士比亚剧本真正创作者的可笑心态就不必再作剖析了，我剩下的最大怀疑是：他们有没有研究和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资格，这是他们审核莎士比亚的基本工具。我们现在反过来用同一个词汇审核他们，里边包含的内容却完全不同。不讲身份，不讲地位，不讲学历，只讲一个最起码的资格：公开发表文章谈论莎士比亚，至少要稍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认为没有进过牛津、剑桥大学的门就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永远只着眼于莎士比亚在知识领域的涉猎，完全无视他在美的领域的构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不知道种种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正常人只要花足够时间都能追补，惟一无法追补的是创造性灵感，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当他们想像不到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我就肯定他们不懂得艺术创作。
不懂艺术创作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世界上有很多别的事情可做，然而他们偏偏要来研究莎士比亚，而且对他的存在状态进行根本否定，那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们的资格了。
然而他们名义上又有一种资格，譬如，大学教师，那就容易混淆视听了。
大学是一种很奇特的社会构建，就其主干而言，无疑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令人厌烦的侧面。例如在贵族统治构架的边上，它衍生出另一种社会等级，使很多创造能力薄弱的人有可能在里边借半官方、半学术之名，凭群体之力，沾名师之光，获得一种社会认定。其中，越是勉强获得这种认定的人总是越要摆出一副学者架势，指手画脚，最后甚至自以为也懂得艺术创作，着手否认莎士比亚。这一来，连原先热爱莎士比亚的人也开始混乱，因为莎士比亚背后没有任何东西支撑，而这些人背后却是一所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这些人从那个虚幻的大学背景里拉开，然后单个审核他们的资格，盯着他们追问一声：“你是谁？”
否则，莎士比亚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莎士比亚来路明确，他们来路不清；莎士比亚有作品也就是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他们没有作品也就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莎士比亚在尽力感动民众，他们在大声左右舆论——总之，这是一场失衡的对峙，蒙面的偷袭。
追问之后我们就能宣布：不要再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归属问题上分成相信派和怀疑派了，怀疑派不成其派，因为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创作，因此不具备公开谈论莎士比亚的资格。
这种反问批评者资格的思路，使我豁然开朗。因为直到今天，单方面蒙面偷袭的闹剧还处处发生。前两天听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告诉我，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即将规定，公共媒体上的“股评家”，必须公布自己的财产和持股状况。我虽然至今与股票无缘，却立即领会了此举的别无选择。因为据我亲身经历，至少已见到两拨真正的罪犯遮住了自己的面目在传媒上义正辞严地揭发和声讨受害者。看来古今同一，只有昭示批评者的真实面貌，结束“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状态，才能使批评开始变得稍有意义。
其实，即使闻到的声音，也有隐显两层。外显层次的声音往往非常学术，格外正义，而内隐层次，则沙哑焦躁，很不好听。有时一不小心，内隐层次会突显其外，让人吃惊。
对于这一切，即便在生前，莎士比亚也都领略到了。
例如，一五九二年吧，莎士比亚二十八岁，伦敦戏剧界有一篇文章流传，其中有一段话，针对性十分明确，而声调却有点刺耳：
……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媲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
这篇文章是署名的，作者是被称作“大学才子”的罗伯特·格林。他当时在伦敦文化界地位不低，发现突然冒出一个莎士比亚并广受欢迎，理所当然地觉得威胁了自己的地位。本可道貌岸然地摆弄一下文化学术声腔来镇一镇，谁知莎士比亚最先拿出来的几个剧本是《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历史意味深厚，全然剥夺了批评者从学术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可能，于是这位格林恼羞成怒，一下子就吐露出了他内心的嫉恨。其实，这也是后来很多文质彬彬的怀疑论者潜藏的心声。
这篇文章因格林死后被编入他的文集，才被后人看到，让后人知道莎士比亚活着时身边的真实声浪。可以推想更多真实的声音比这篇文章更其恶劣，真不知道莎士比亚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杰作并创造伟大的。听说他有时还会与别人在某个啤酒馆里打架，那我想，真是忍不过去了。
大师的处境，即使在四百年后听起来，也仍然让人心疼。
4
在欧洲当时，比莎士比亚更让人心疼的人还有一位，那就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连随口讲几句都很不忍心。
他只上过中学，无钱上大学，二十三岁当兵，第二年在海战中左手残废。他拖着伤残之身仍在军队服役，谁料四年后遭海盗绑架，因交不出赎金被海盗折磨了整整五年。脱离海盗后开始写作，后因父亡家贫，再次申请到军队工作，任军需，即因受人诬陷而入狱。出狱后任税吏，又第二次入狱，出狱后开始写《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书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门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狱，后又因女儿的陪嫁事项再一次出庭受审……
总之，这位身体残废的文化巨人有很长时间是在海盗窝和监狱中度过的，他的命运实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经出版，而且引起广泛轰动。但是，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学才华却不愿凭着一点良知，认真审查他遭受的灾难，给他一点点起码的公平。
当时的西班牙与英国不同，没有让只读过中学的塞万提斯像莎士比亚那样受到一批“大学才子”的审判，审判他的是真的法庭。然而正是这些真的法庭，使他联想到绑架了他五年之久的海盗，他们也有事没事就审判他。
当海盗的审判与法庭的审判连在一起组成他的人生过程时，他不能不摇头苦笑。
我一时还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位作家比塞万提斯承受更多的苦难。他无法控诉了，因为每一项苦难来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诉哪方？
因此，塞万提斯开始冶炼苦难。一个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难便吐出多少苦难，总不是大本事，而且这在实际上也放纵了苦难，居然让它囫囵出入、毫发无损。塞万提斯正恰相反，他在无穷无尽的遭遇中摸透苦难的心窍，因此对它既不敬畏也不诅咒，而是凌驾于它的头上，俯视它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反躬自问。
终于，他的抵达正是另一个人物的出发，那就是骑瘦马、举长矛的堂吉诃德。这是塞万提斯用自身苦难铸造成的，由此证明他已彻底降伏苦难，获得了一种人类学上的读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为笑。
于是，塞万提斯也就在至高层次上诠释了漫画和寓言。
前一段时间我在马德里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纪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骑马像，后面还跟着桑丘。堂堂一国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来纪念他，而且把这个纪念广场以国名相称，叫做西班牙广场，我看在规格上已超过莎士比亚。这片土地以隆重的骄傲来洗刷以往的无知，很可理解。但遗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过于写实，就像是用油画的笔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画，成了败笔。德国美学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曾娓娓论述，由史诗转换成雕塑是一种艰难的再创造，可惜西班牙历来缺少莱辛这样等级的理论家。
西班牙广场上的这组雕塑，塞万提斯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为黑色。白色的塞万提斯天天注视着眼前黑粗笨拙的这一对宝贝又会暗笑，就凭你们这模样怎么还能流浪远方，把苦难流浪成寓言？
塞万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伪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赶紧又披挂上阵与文化盗贼搏斗，方式也就是赶写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肿病而去世。
说莎士比亚是一个假人，给塞万提斯一本假书，看来异地同理：都想否定他们的真实存在。他们太使周围垂涎，太使周围不安。
直到二百多年后，德国诗人海涅指出：
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海涅眼里，只有这三头统治，只有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只有两头，同在欧洲，却隔着大海，当时两个国家还对立着。
我前面已经说过，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戏剧家莎士比亚戏剧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四月二十三日成为一个奇怪的日子。谁知还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只能是上帝，觉得两座高峰不能独遗一座，居然把塞万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
那么，一六一六年的四月二十三日，也就变得更加奇怪。
当时，无论是英国的斯特拉福，还是西班牙的马德里，都没有对他们的死亡有太大的惊讶。人类，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经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轻云淡，春意阑珊。
5
当时东方也站立着一位文化大师，那就是中国的汤显祖。
二十世纪前期，一位叫青木正儿的日本学者第一次把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庆幸东西方的戏剧诗人同时活跃在世界，而让他奇怪的是，在莎士比亚去世的次年，汤显祖也去世了，追得很紧。
但是，青木正儿先生把中国纪年推算错了。不是次年，而是同年。汤显祖也是在一六一六年去世的，离莎士比亚去世未满百日。
中国与欧洲毕竟路途遥远，即便是冥冥中的信息传递，也需时日。如果我们设想有一双神秘的巨手让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同日离开世界，那么，让东方的汤显祖稍晚百日离开，也算是同时。
他们一起，走得何其整齐，又何其匆匆。
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静，万籁俱寂。
只有到了这时，人们才不再喧哗，开始回忆，开始追悔，开始纪念，开始期待。
一六一六年，让人类惊悚。
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也不是做得不好吃，最大的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作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不是菜式，而是英国教授的接受能力和忍耐能力，尤其是那永远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管理人员怕表情有变，于是以坚定不移的菜式来保证不变。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
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两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品质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欢。现在英国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那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茶清香新鲜，泡起来满杯春意，缺点是喝不多。上口称绝，但加两回水就淡然无味，如重新换茶叶，喝起来也远不如刚才。天下过于娇嫩新鲜的事总是这样，不宜短时间重复，而喝茶的风情正在于绵延。可以重复而口感一直不错的是乌龙茶，制作最讲究的是台湾。“冻顶乌龙”，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怪异的诗意。不过这些年我又渐渐觉得，台湾茶的制作有点过度，香味过于浓郁，宁肯喝海峡对面福建的优质乌龙了。
中国喝茶的诗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管是绿茶娇嫩的诗意还是乌龙绵长的诗意都由来已久。即便不说陆羽的《茶经》，从一般诗文中总能频频嗅到茶香。据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茶文化研究者说，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也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由于那些诗文在，喝茶的诗意却没有断，没有死。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英国有大诗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例如在饮食上不太讲究诗意，这与法国人有很大差别；而法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与中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又完全不同。
英国快速地把这种好不容易从遥远的东方买来的饮品当作贵族社会的一种生活标志，而贵族的生活正是社会各界趋附的对象，因此中国茶在那里完全改变了角色、转换了身份。
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显示身份、权力、财富及风雅的机会。她神秘地捧出了那个盒子，打开盒子的钥匙只有一把，就掌握在她一人手上，于是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杯盏早就准备好了，招呼仆人上水。但仆人只有提水的份，与茶叶有关的事，都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整治。中国泡茶有时把茶叶放在茶壶里，有时则把茶叶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让客人欣赏绿芽褐叶在水里飘荡浸润的鲜活样子。英国当时全用茶壶，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倾注，一次次道谢，一次次煞有介事地点头称赞，终于，倾注出来的茶水已经完全无色无味。
到此事情还没有完。女主人打开茶壶盖，用一个漂亮的金属夹子把喝干净了的茶叶——中国说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大口吃下。
英语说茶渣要比中文好听，叫“茶的遗留”，只是英语中“遗留…一词正好与“叶”字相同，于是前些年上海大街的门牌上把茶叶店误译成了茶渣店，英国人看了有点吃惊，因为事到如今连他们也不吃茶渣面包了。
他们这样喝茶，如果被陆羽他们看到，真会瞠目结舌。既不是中国下层社会的解渴，也不是中国上层社会的诗意，倒成了一种夸张地显示尊贵的仪式，连那茶渣也鸡犬升天。虽然尊贵，但茶的“文化国籍”已经更换，因此他们也就贪图方便，到自己的属地印度、尼泊尔、锡兰去种茶了。
茶被英国广泛接受之后，渐渐变成一种每日不离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贵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国人对茶的日消费量仍是世界之冠，已经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茶，英国人的日子怎么过。
中国文化人千万不要再从这个现象洋洋得意地证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征服，我前面已说过，他们喝茶已剥除了中国诗意和中国文化，因此每日不离的原因要从别处来寻找。在我看来，基本原因比较原始，是由于茶提供了一种于健康、风度无损的轻微刺激，而接受这种刺激又成为片刻放松的借口，于是每天就有了一种以喝茶为节拍的生活节奏。
既然如此，英国人一般不喝太浓的茶，很少听到他们有喝茶喝“醉”了的事，但这在中国常有，特别是喜欢喝乌龙和普洱的族群。每天淡然于一种固定的节奏中，这也正是他们在饮食中缺少诗意的表现。
通过茶来做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想头，而我感到最难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才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至今还彻底随意，仍有大量的人群对茶完全无缘，这是为什么？
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在台湾的朋友隐地先生，傍着那么好的台湾茶却坐怀不乱，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馆里轻轻的音乐与咖啡的风味不谐，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听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与经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爱喝茶而瞒着我到茶叶店买好茶，回来对我的惊讶描述使我确知他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茶叶。看着这位年长的华文诗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另一个特例就是这次与我一起考察欧洲的同伴邱志军先生。晚饭前在餐厅只要喝一口那种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兴奋得血脉贲张，毫无睡意，直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又想起一件与茶有关的趣事。四川是中国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与茶有关的社会事务，高朋如云，见多识广，但他的太太对茶却一窍不通。春节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约来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没喝就告辞了，主人便出门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厅时深为四杯没喝过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喝了。但等到喝下才想起，丈夫说过，这茶喝到第三杯才喝出味道，于是照此办理，十二杯下肚。据那位主人后来告诉我，送客回家才片刻时间，只见太太两眼发光，行动不便，当然一夜无眠，只听腹鸣如潮。我笑他夸张，谁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诉我：“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喝茶。”
英国人思维自由而生态不自由，说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时同态，鲜有例外；中国人思维不自由而生态自由，管你什么国粹、遗产，诗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众不参与、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