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诉人宣读完我舅父的“十大罪状”以后，更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情绪，广大人民群众有的要求用刺刀将他象拌豆腐一样的刺杀；有的要求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还有的要求砍下他的脑袋以后挂在城门上枭首示众。但是经过法庭解释，共产党是不会使用日本鬼子及旧社会的各种残忍手段来处决犯人的，最后一致通过实行枪决。当代表政府的公审人员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时候，我舅父许有强辩解道:“我承认我曾经确实是做过一些伤天害理，危害百姓，破坏贵党的事情，罪该万死。可我当年还参加过新四军，杀过日本鬼子呢！被你们抓住之前，我已经跟你们中共的谈判代表，也就是我的妹夫杨秀山商量好了准备临阵起义，接受改编。只是运气不好，再加上你们的内部衔接出了问题，致使起义失去了联系人，不能够按时起义，可我最终依然还是带领队伍起义了，让开了应城古城台大南门，让解放军顺利地攻入城内，并取得了胜利。不求有功，但求功过相抵总该是可以的吧？我没有联系人，致使起义不能按时举行，谈判的时候对我许下的承诺也泡了汤，落到如今被捕审判枪决的下场，我是心有不甘的。我强烈要求你们马上去找到当事人，也就是京安应县委，以及杨秀山本人，还我一个公道！不说功过相抵，最起码应该承认我是有率领队伍起义投诚的诚意及举动，并且协助解放军攻克应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吧？何至于就这样急急忙忙、不明不白的公布我的十大罪状，这么快就要置我于死地呢？死，我不怕，就怕不明不白的死！淹没功劳的死！你们共产党曾经对我说过，一切既往不咎的，不能说话不算数，要讲公道，才能让我死得心服口服。”
我的舅父临死之前也许不会知道，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除了出于同胞兄妹的亲情以外，她还想到了其兄长事先与共产党代表，即我的父亲也是她的恋人——杨秀山之间在谈判时有约定，临阵起义，并兑现承诺，接受改编，并于共产党是有功这样的事实，决不能让我舅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枪毙。为了全力营救我舅父许有强的一条活命，这时我的母亲许贵贞正日夜兼程，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两县委之间。然而，当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京安应县委驻地和负责人时，我的父亲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工作去了。
由于当地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的后期（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间），中共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复杂，更迭频繁，人员变动快，流动性大，加之通讯落后，交通不便，仅靠我母亲一位农家妇人在几天的时间内，来回跋涉，步行去找到有关领导出面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以证起义确有其事，以还我舅父一个清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况且当时担任中共谈判代表的我的父亲杨秀山，已经调往京钟中心县委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他还根本不知道我舅父许有强没有按时起义，及至自发起义之后，部队被打散，人被捕，我舅父的命运，基于他的以往所犯罪行，和时运不济而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改变，虽然有功，而功过不可相抵，虽然已经兑现承诺率队起义，并打开缺口让解放军攻入应城内，可因为没有跟谈判联系人联系上，就予以全盘否定，确实有失公允，甚至还被称“企图进行狡辩”等等一说，罪加一等；虽然从他被俘羁押到公审枪决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没有人替他作证，只有我的母亲，她的亲妹妹许贵贞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全力以赴，上下奔波，尽管再加上她以曾经还做过一些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的身份，但也无济于事，她毕竟也只还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除了尽同胞兄妹之意，靠血浓于水的亲情驱动，勉力相救以外，并没有力量足以改变其最终结果，拯救我舅父的一条活命。我的母亲只能勉力奔走于京应县委和京安应县委以及京钟中心县委三地之间，寻找负责人，找寻当事人我的父亲及她的恋人杨秀山，以证真伪，以还我舅父一个公正，或者给他一个公允的说法。可京安应县委在东，京钟中心县委在西，而京应县委在南，三地何止数十上百里路程而相隔遥远，路途迢迢，再加上风雨阻隔，啼饥号寒，公文往来，一见不统一，要想协调这些关系谈何容易，岂是我母亲这样一个农妇所能完成得了的使命。然而，若待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各县委驻地和当事人，能证明确有其事时，只怕是因为当事人的稍有迟疑，或者是相互间有所推诿的话，再加上路途阻隔，待她将这一切完成时，我舅父恐怕早已是枪响人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