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确保21世纪中国产业发展的安全性
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最关键的实体支撑和动力系统是结构完善、健康稳定的产业体系，如果缺乏完整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偏离度过大，或者产业自主能力下降，都将导致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摇甚至崩溃。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深入，中国部分产业面临外来冲击的风险将逐步加大。国外大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丰富的营销手段，这些都使得中国同行处于不利的竞争位势。那些资金实力较弱，经营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将会雪上加霜，甚至面临破产倒闭。外资企业也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控制中国某些产业，导致国内产业发展自主权的丧失，比如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在洗涤用品、饮料、化妆品等行业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而在某些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的行业，比如汽车、移动通讯等部门，外资企业也占有重要地位。
（一）工商产业安全方面的问题
一个国家产业安全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产业的关键技术、销售渠道、品牌掌握在其他国家，或者跨国公司手中，生产长期处于制造链低端，整个产业的大部分利益被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垄断者获得，产业利益分配不均进一步损害低端附加值获得国的利益，使其产业机构升级得不到资金和技术支撑，长期锁定在低端位置。
二是一些消耗资源和能源的出口产业，将污染、排放留给了生产国，并导致生产出口国资源枯竭。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清洁化和绿色化的要求，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成为常态，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和出口产品的需要往往在短期内成为这种“以邻为壑”产业发展战略的受损者。
三是跨国公司在投资并购中，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市场垄断能力，对目标国有影响力的竞争企业实体及其商标进行兼并，而并购后又对其商标弃而不用，消灭发展中国家初具规模的本土竞争对手。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2010-2011》表明，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国内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中，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且面临着逐渐萎缩的危险。
四是部分国家在出口和进口过程中，由于自身内部产业组织结构成熟度较低，过度竞争现象严重，产业关系不顺，导致整体面临国际市场时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凝聚力，往往竞相压价，多头对外，甚至采用对外联合的方式消灭国内竞争对手，导致国内民族产业发展的经济利益出现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产业低层次竞争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全球化的深化促使发展中国家相互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竞争低附加值的产业市场，形成相关国家产业格局大多局限于劳动力密集型为标志的低端产业，阻碍技术水平的持续推进或者恶化技术创新的环境，难以改变发达国家控制高科技的基本现象，最终影响发展中国家产业安全。
五是与产业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经济安全的影响因素。发达国家凭借在知识、技术、人才以及销售网络领域的垄断优势，占据并不断巩固“微笑曲线”价值链的高端，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将长期局限于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业，获取的只是一般平均利润。为维持国际经济繁荣、国民生活富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垄断优势，持续获取垄断利润，因此必将更加关注知识产权，甚至视知识产权为“生命线”。中国对外技术的高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移上的摩擦更加突出。
（二）农业产业安全方面的问题
农业也存在着产业安全问题。其一，农业生产模式导致农业产业安全性不足。中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但是农业人口仍占到很高比重，而农业生产方式还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模式，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小农生产方式，因此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固定生产费用较高和劳动生产率低并存，产品的世界市场的竞争力较低。而在农产品消费中，中国大量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大量要依靠进口，尤其是中高档农产品的生产远远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并且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大量进口农业产品，必然会引起国际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将是一个重大的不利因素。
其二，生产成本过高，导致农业产业安全性不足。依赖外部市场还是立足于自己主要取决于农业产品的成本，除了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外，土地资源成为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城市化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再一次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中国45岁到60岁的农民将逐步退出农业，而农村年轻人不会大量务农，农业土地集中化和有效流转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三，土地利用率较低和开发不足导致农业产业后续发展安全性降低。由于已有农田的规模经济发展将会是一个10年到30年的长时间过程，因此除了依赖农业用地的规模经济降低成本之外，一些未利用土地的开发也成为必要的选择。中国有32亿亩沙漠、盐碱和滩涂地，发展节水灌溉，改造出一部分土地，发展规模经营，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粮食生产地和建设用地不足问题。因此保障农业安全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的问题，还需要与国土资源、水利建设、环境保护和气候改善相联系，通过系统性的建设保障可利用土地的稳定和增长。
其四，外资的持续进入，削弱了部分农产品的产业控制力和定价话语权。近年来跨国公司凭借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等优势，加快进入我国农业领域的步伐。从2005年开始，以四大粮商为首的外资乘机大举进入我国油料加工业，通过兼并重组控制了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到2008年，国内油脂加工企业由2000年的1000多家减少到90家，其中64家被外资控股或参股。这64家企业的实际加工能力占市场份额的85%。截至2009年年底，外资垄断了我国80%的进口大豆资源，食用植物油的外资市场占有份额就达到了85%，果蔬加工达到30%，饲料加工23.6%，肉类加工22%。虽然我国大量进口大豆、棉花、羊毛等农产品，是全球最主要的买家，但我国并没有掌握相应的定价话语权。这就造成在国际农产品价格走低时，对国内生产的打压非常明显，在国际农产品价格高涨时，我们又不得不支付国外企业高额的垄断利润，对我国大宗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
（三）产业空心化风险
产业安全性还涉及国家之间产业生产要素竞争和产业转移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对于制造业的战略，美国和德国是两个典型的相反案例，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具有重要启示。美国发展高技术和第三产业中的高端服务业，而对于大量的传统制造业则采用产业转移的策略，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教训来看，过分依赖第三产业，制造业空心化，将造成较大的就业压力，因此美国提出重返制造业的发展战略；而德国则延续了一条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发展相结合的道路，即使在后工业化时期仍然保持制造业产业充实，保障“德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这使得其在经济危机中顺利渡过难关，就业复苏也比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有力。从美、德两国的对比可以发现，从长期的产业安全看，中国不仅仅需要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要保持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配比关系，保持产业的充实性对于发展中大国尤其重要。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工资水平逐渐提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产品质量要求和环保标准更加严格，许多原先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低端产业将面临难以持续发展的局面，在未来的10—20年间，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大规模转移；如果复制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2030年以后，中国很可能也将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而由此引起的巨大就业压力，将会成为中国几十年需要面临的长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13亿多人口制造产品，给几亿人消费，生产国不得利，消费品价格较低，消费国得利；而几十年后，如果中国十多亿人口从南亚等地进口消费品，并且加上欧美，几十亿人口的消费需求由几亿人生产供给，那么，消费品的价格就不会便宜。这也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形成很大的威胁。
简言之，产业体系不安全的结果是：在国际生产和贸易中，利益受损；产业关键技术受制于外部；耗竭资源和污染环境；劳动者规模性失业，社会不稳定。而要确保中国产业发展的长期安全，就需要进行一系列战略规划，主要包括：推进城市化，发展第三产业，使第一、二、三产业间劳动力就业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采用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利用，利用综合技术大规模改造未利用土地，发展规模农业；推进技术创新，激活企业家精神，发展自主知识型产业，提升民族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创新水平；培育民族品牌，扶持中国自主品牌，建立全球商业销售网络，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对外资并购、品牌购买等，进行产业损害审查，并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干预，进行必要的反垄断和反并购行动；扶持制造业发展，尤其需要鼓励发展技术和创新含量高的新型制造业，鼓励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转移，推动相对落后地区产业升级的同时，为较发达地区的产业高端化提供发展空间，避免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造成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
（四）维护产业安全的战略和措施
关于维护产业安全的战略和措施，马晓河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不再重复进行讨论，下面引用他们系统的成果。他们认为，在开放条件下，产业安全已经是常态化、动态化的问题。面对产业安全问题，既要保持平常心态，又要牢固树立戒备警惕之心，坚持在改革开放中维护产业安全，通过维护产业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固本培元，采取增强我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支持政策；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不断提高我国产业安全的应对能力。
1.完善产业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维护产业安全需要完善法律体系和专门的产业安全组织机构，需要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相应的制度保障。对此，国家应完善包括《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对外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等在内的保护产业安全的基本法律体系，使产业安全的界定和评估具有法律依据；针对一般竞争性领域、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以及战略性领域的外资并购，应分别立法加以规范，并根据国内外产业发展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加快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创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同时，为了预防全球化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还要对国内重点行业实施分门别类的保护措施，例如对农业、资源、能源、通讯、交通、传媒、航空、航天、金融等产业领域，应在外资进入、技术标准、市场占有等方面设立详细具体的防范和保护措施，以保障这些产业免受冲击，并获得良好的发展环境。
2.构建专门的产业安全组织体系
一国产业安全，需要设立专门的产业安全机构，完善产业安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统一产业安全管理和健全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完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设立直属国务院、置于部门之上的产业安全管理委员会，加强组织领导，统一产业安全管理体制，确保有明确的产业安全事务行为主体；制定产业安全保障政策，协调产业安全事务。二是加大公共投入，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建设。加快健全农业、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和监测机制，加强知识产权、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预警，确保能够及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或潜在的威胁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推进产业国际竞争力调查与评价工作。三是建立科学完整的产业安全评估体系，构建灵敏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对正在发生的威胁产业安全的行为进行矫正或反抗，对潜在的威胁产业安全的行为及时予以扼杀或制止。四是完善贸易救济援助机制，全面提高运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能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话语权，把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3.切实提高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水平和能力
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间还很短，适应WTO的游戏规则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各方面的投入。我国政府和产业界应对贸易摩擦、处理贸易争端、运用WTO游戏规则保护国内产业的经验、水平和能力都不足，在处理贸易摩擦、运用贸易救济措施保护方面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和国际竞争力提升造成潜在威胁。我国应由政府主导、行业和企业组织参与，切实提高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根据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主动适应和利用WTO游戏规则，综合运用补贴、反倾销、关税等传统贸易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多种产业保护、贸易救济措施，提高我国各行业和企业参与国际产业竞争力的能力。
4.发挥民间组织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作用
维护产业安全，需要强化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行业协会作为联结企业和政府的纽带和桥梁，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协调、行业自律、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技术交流、信息传递、专业培训、保障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它们的服务水平。
四、货币金融体系的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规模在世界GDP总量和贸易总规模中的比例日益增大，中国与世界经济投资及资金往来规模越来越大，而且随着中国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与世界主要国家金融体系联系将日益加深。近年来中国实施人民币贸易结算、离岸金融市场等金融体系改革，有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前行。在此背景下，如何保证国内货币金融体系在开放过程中能实现长期发展的安全性，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观察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历史，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对外开放的重心则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一做法具有战略上的正确性。然而时至今日，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开放的非同步性在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主动性的同时，也逐步体现出被动的一面。
首先，从金融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国内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也进入中国，中国国内金融业虽然具有本土优势，但在多年国有经济呵护下的成长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缺陷。2011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行榜显示，国际银行业总体业绩继续复苏，资产与资本总额都再创历史新高，中国银行业入榜数量达到了101家，总资产超过了10万亿美元，占全球10.8%，体现了中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但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同业相比差距仍然比较明显，中国银行业在净息差、多元化经营、核心资本充足率、跨境发展与全球服务水平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依然较为薄弱，随着未来《巴塞尔协议III》的执行，中国银行业在降低杠杆率等方面将面临重要挑战，特别是中国仍然是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银行业存在不同的金融环境，由此将决定了其特殊性和竞争力的差异。
其次，中国通过多年的对外贸易发展，外汇储备已经累积到天文数字，并且还在飞速增长，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日元等资产，在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低迷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资产缩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元通货膨胀的压力急剧增加，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受到威胁。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呈现复苏增长态势，但新的事件特别是美欧主权债务风险升级构成全球经济减速的重要因素。欧债危机不仅导致希腊等危机国家陷入深度衰退，而且呈现向欧元区核心国家、东欧外围国家、金融资本市场蔓延传染的现象。美国主权信用丧失“AAA”评级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剧烈波动，显示了美债风险变化对金融资本市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潜在溢出效应，直接威胁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安全性，债务货币化的问题也加大了外汇资产的风险。
再次，随着中国大国经济的快速追赶，人民币缺乏灵活性引发外部升值施压，甚至将人民币汇率政治化。自2001年，外部市场出现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以来，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超过十年，人民币汇率争议伴随中国经济快速成长而逐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预期构成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基本形态。在中国汇率渐进式改革的政策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不够”或者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非市场化成为外国政府施压的对象（陈建奇，2012）。对于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将直接导致中国出口战略的稳定实施，涉及实体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的解决，如何在保障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处理好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的大国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考验中国未来经济治理的重大议题。综上来看，中国目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疑问。
最后，国际游资有可能冲击逐渐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随着金融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逐步放宽金融业的进入限制，扩大了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从而形成了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在这一国际金融大市场中，发达国家的游资达数十万亿美元，每天全球跨境流动的资金超过万亿美元以上，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都是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投机活动冲击主权国家经济安全的有力证据（尹正萍，2002）。随着中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金融市场的开放也势在必行，尤其是当经常账户开放与资本账户管制的非均衡政策未来将出现调整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国际间货币合作的风险也在增大，特别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实力相对较弱，立法不健全，参与世界竞争的经验不足，可能会使得国际金融的投机行为获得可乘之机。
结合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近年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加速之后，其相关的负面影响也受到格外关注。一是套利的通道逐步打通。在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强的情况下，放开资本管制将导致国内外市场资金由于利差而产生较强的套利动机，特别是中美名义利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入国内寻求套利。同时，中国由于物价水平高于名义利率而导致较长时期内实际利率经常是负利率，因而资本账户开放客观上产生资本外流到实际利率为正的市场，由此可能形成资金流出规模的扩大。二是套汇通道逐步打通。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不强客观上导致当前国内汇率与离岸市场汇率之间存在偏差，由此也将引起以套汇为目的的资本跨境流动规模的扩大。
资本跨境流动必然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要求，由此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更加频繁及力度更加强大的对冲措施，从而才能保障人民币汇率不会产生波动过大的问题。如此持续下去，资本持续的快速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必然需要经常性地被动采取大规模对冲措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将大幅丧失，这是“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所揭示的经典故事。极端情形下，还可能发生金融稳定性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就揭示了汇率缺乏灵活性背景下资本项目开放所引发的危机。
尽管中国目前积累的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助于保障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所引发的金融稳定性问题，但丧失货币政策显然将降低中国大国宏观调控效率。为此，当前的资本项目开放显然难以单边持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显示，目前我国资本项目仍然有4项不可兑换，部分可兑换项目有22项，基本可兑换项目仅有14项。资本项目开放改革的迟缓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谨慎，近期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幅度等改革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开始通过其他改革为资本项目未来开放作准备。
（二）在中美货币博弈中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
从未来全世界货币战略的格局看，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和投资体量的增大，以经济规模为基础的货币态势，美元将走弱，欧元动荡，日元流通域有限，人民币将崛起。未来还可能形成趋强、升值和流通域扩大的人民币，贬值和流通域相对缩小的美元，贬值和流通域有限的欧元，三巨头货币体系鼎立，其他货币辅助的局面。
美元走弱，人民币崛起，对美国经济将造成多重影响。一方面，美国由于美元国际流动性下降而使得铸币收入减少；另一方面，依靠发行美元进口产品所过的透支消费的日子会日趋紧张。美元贬值虽然会使美国在国外的还债压力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将促使美元独霸世界的格局逐步被打破。
在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中，世界货币新体系中人民币的崛起，影响着美元及欧元的地位。美欧势必对人民币的崛起进行狙击战，如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付日元一样，对人民币进行狙击，用外交政治手段，以及经济炒作手段，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加速国内产业转移。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产业体系及产业结构尚未调整到位之时，可能导致中国产业过早空心化，使房地产、股市等产生泡沫，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的长期低迷，人民币做大做强缺乏必要的基础。因此中国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防范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首先，需要有效防范国际炒家，对中国人民币、股市、房市等进行炒作，避免中国国内金融体系动荡。中央银行必须首先加强对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采用现代化手段尽快建立非现场监控和预警系统，逐步实现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信息系统与中央银行监控系统联网，对金融机构的重要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要控制资本的非法流出流入，堵住投机性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减少国际投机资本获利的空间，打击操纵市场行为。
其次，防止其他国家金融体系不稳定对人民币产生的负面影响，建立有效的防火墙，以阻隔其对中国整体金融体系的传导。需要建立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在对人民币实行经常性项目下自由兑换后保持币值稳定。要保持适当规模的外汇储备水平，从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再次，中国需要实现合理的资本结构、外债结构和信贷结构，在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上要量力而行，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能力及综合宏观调控能力等因素相适应。中国的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在不断上升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开放的经济安全经验教训来看，金融开放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量力而行。具体而言：金融开放以保证金融安全为前提，要以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目的；金融开放要与市场化程度一致，与资本账户的管制一致，不能过于超前；金融开放一定要处理好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实力允许而人民币汇率相对较低时，不宜过早过快地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开放要对等，尤其是在进入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面临众多限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在金融开放时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限制（方明，2007）。
最后，需要形成中国货币及金融体系安全研究智囊体系，与央行一同密切搜集、关注、判断各国政府和央行货币政策动向，国际银行家们的行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上炒家们的布局，随时分析博弈阵局，提供博弈方案，在对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在保卫人民币及金融体系安全狙击战中，做到正确科学决策。
在美元还主导世界储备货币的格局下，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一书中主张，用黄金储备来替代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来应付美元的贬值。对此，张宇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用黄金替代美元，成本或风险也是不小的。历史地看，黄金价格波动相当剧烈，谁有把握准确预测一年或三年后的金价较之今天是高是低呢？作为储备货币的黄金流动性较差，不但没有利息而且保管成本还很高。即使下决心用黄金替代外汇储备，也有个时机和方法问题。这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经济理论表明，大国发行国际货币具有规模经济性优势，而小国发行货币由于规模太小而形成不经济性。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具备了发行国际货币的基础，未来中国应着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币奠定重要的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强人民币，扩大人民币的流通域，让他国储备人民币，扩大人民币交易和结算的范围，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维护货币金融体系安全的积极方案。
总之，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稳步推进人民币稳步国际化，促使人民币安全地走向世界货币体系的前三强，是中国未来货币金融战略的重点。
五、经济软实力与国民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不仅有经济硬实力，如GDP规模、资源储量、人力资源规模、制造业等等，还有软实力。从世界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看，生产和服务标准、信息发布、定价和评级等等，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软实力。一国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各种生产和服务的较为完备的标准体系，经济和信息搜集、集中加工和发布中心，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信用评级机构等，将有助于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一）软实力问题与中国经济的不安全
从中国经济竞争体系的建设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注重生产能力的建设，之后又重视技术进步和商业流通体系的建设，但是目前对于标准、信息集散、定价权、评级制度建设等问题仍然不够重视。
在信息时代，国家如果失去了信息控制权，就等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在无形中受人控制，当今信息控制权的重要性不亚于领土、领空和领海权。一国实现对信息的有效控制，保障信息有序传播，防御信息攻击破坏才能保障经济的安全性。中国发展信息安全的历史较短，因此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和完善信息防御法规，大力发展信息防御技术。具体而言：
从标准体系建设来看，中国标准体系建设的滞后，会在几个方面影响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以及中国经济的安全：一是进出口和贸易服务受制于发达国家制定的标准，在产品出口中，受到非关税壁垒，即标准壁垒的限制，而且发达国家在服务和产品进出口中，越来越多的社会条款，附加生态标准、用品安全标准和劳工标准，设置越来越多的壁垒来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于尚未获得标准制定和设置话语权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二是由于我国一些服务和商品无标准、标准水平较低、标准混乱和多头标准，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和经济循环中，国内服务和国产设备等在经济合作中竞争力不强，国内许多产品无法进入配套产业环节。三是出口产品和服务由于无标准和标准水平低，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赖低价格竞争，赚取的利润微薄，而依据产品质量和产品特色获得利润的空间较小。
从信息收集和发布来看，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对于全球经济信息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能力和水平较低，将会影响其在世界上的经济话语权。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大规模的经济信息中心，它们发布集中、整理和加工的各种指数。这些重要的经济信息和指数影响着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在这些领域内的体系建设还十分薄弱，新华社、中新社等等，更多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讯社，而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各种经济数据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中心。这样一种状况会导致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缺乏话语权，或话语权落入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外交流和交往中，发达国家无需或不需参考中国发布的信息来制定相关政策，但中国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其发布的信息来进行分析和决策，跟随他们的政策，甚至受制于他们的信息引导和先行政策，这对于大国经济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形成极为不利。
从价格形成机制和定价话语权来看，股票交易所、商品交易所、资金拆借中心等等，除了促成资本和商品的交易外，其最重要功能是撮合交易、发现价格、锁定风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些机构坐落于何处，所在地国家就有了价格确定和引导权。我国已经形成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也在上海、大连和郑州等地形成了各类商品交易所，初步建立了资本市场、粮食、钢铁、石油、黄金等股票、大宗商品和特殊商品交易中心，在资本、大宗商品和黄金等特殊商品的交易走向和价格制定方面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然而，中国在商品定价权特别是大宗商品定价权层面，在规模、品种、影响力等方面仍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类重要交易所存在差距，竞争能力较弱。这种弱势地位将影响到中国在铁矿、石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进出口上的定价话语权，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都存在高依存度的情形下，国际原材料与中间产品价格上涨，以及中国产品销售市场需求降低，都会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国内相关商品价格的起伏，因此导致输入性通货膨或通货紧缩，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
如何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或者增强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能力成为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必须面临的重要挑战，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涉及对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决定机制的探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的背景下，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高位震荡，与供求面不吻合，主要原因在于中东等地缘政治引发石油供给面的担忧，以及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续大幅流动性扩张引发的全球流动性增加。一方面，地缘政治因素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从经验上看，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显然是地缘政治带来的经济问题。当前地缘政治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依然较大。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协调能力在加强，但不排除地缘政治恶化的负面冲击。另一方面，从货币条件看，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流动性因素影响也值得重视。由于美元是大部分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美元币值变动会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在内的国际贸易对象标价变动。欧元、日元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日元的持续宽松会助推全球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伴随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持续超常宽松货币政策，市场出现美元流动性相对过剩供给。过多货币会像奥地利学派形容的“蜂蜜”那样，在一段时间更多粘连附着于经济系统内供给相对需求反应显著滞后的部门对象，拉高这些部门商品和资产价格水平。可以说，货币和汇率等名义因素对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发挥了推波助澜作用。
大宗商品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原材料，其价格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未来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世界经济增长逐步恢复正常，从供求角度将推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升，这从2002—2007年全球经济景气周期伴随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可以得到验证。目前全球经济减速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下降，但如果未来全球需求强劲，不排除继续推升相关大宗商品价格的可能。
再次是从金融投资者影响角度看，一些大宗商品如铜、石油、谷物等存在期货及其衍生品市场，金融投资者行为与价格关系成为理解市场变动的因素之一。金融投机参与者过度介入有可能放大价格对基本面所决定的市场行情波动幅度。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兴起是一个比较晚才出现的现象，少数国际大投行对这类市场影响较大，具有集中度较高和寡头结构特点，有理由推论近年空前规模金融投资者参与会在一定程度放大价格偏离基本面波动。
总体来看，大宗商品价格既受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又受美元、欧元国际货币、投机因素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未来持续高位波动的风险有增无减，在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如何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将是重要的课题，中国应尝试通过增加大宗商品储备、扩大资源类企业的海外并购、力推人民币国际化等综合手段增强对大宗商品定价机制的掌握。
从评级机构的状况来看，目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三大资信评级机构包括美国的穆迪、标准普尔，欧洲控股的惠誉。这些评级机构对国家本币兑付、主权和企业偿债能力、违约风险等进行评价，往往对股市、债券全球发行效果和成本、国际贷款利率等产生重大的影响。评级机构对一国主权债务进行负面评级时，有时会对这个国家经济、金融和财政体系造成重创；而当这些机构隐瞒真实数据时，又会使一些存在经济问题的国家，在币值、融资、负债能力等方面获得偏袒。因此，信用评级的主动权不在自己国家手中，将会造成大量的不安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可能由于经济波动而受到评级机构的负面评级，对一国经济产生严重打击，甚至引起金融动荡；其次，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高估，可能使得这些国家在贷款融资等方面受到过度约束，从而使其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加深其经济衰退程度；最后，如果一国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信用评级被评低，将导致其在投资合作、募集股份、上市融资、获得国际贷款和贸易融资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从目前中国的状况来看，国内货币、金融产品和企业资信评级由世界三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进行，而本国评级机构全球影响力较低；国内对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市场放开程度较高，对于国内评级机构建立自生的竞争地位不利。多年来，三大机构长期坚持以美欧国家的价值观来审视中国市场环境，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国外净资产较高，但2004年前，标准普尔始终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限），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2004年迫于中国的压力，标准普尔将中国的主权评级调升到BBB+，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危机中为数不多阳光地带，标准普尔才把中国的信用评级调至A+（江涌，2010）。国际信用评级的不公性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国际形象。
中国国内资信评级机构建立起步较晚，1987年才出现专业评级机构。初始鱼龙混杂，评级机构逾百家，经过几次整顿，评级机构数量减少并开始规范化，目前国内约有80家评级机构，但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许可的仅有5家（范璟，2010）。这些机构仍然存在监管不严，甚至虚假评级现象，导致中国自己的评级机构实力较弱、品牌影响面较窄，评级可信度和市场认可度较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则利用中国金融领域对评级的不甚了解以及监管的漏洞，通过对中资评级机构的收购控制，令中资评级机构迅速边缘化。目前，三大机构已占据中国主要直接融资产品市场份额，广泛渗透到包括国防、能源、电信等战略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并建立起包括重点骨干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等主体在内的较为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库。
除了评级机构建设不足导致中国经济信息的非安全性之外，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投行对于中国经济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使用也可能造成经济安全性漏洞。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审计以及财务咨询市场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需求前所未有，整个行业的规模几乎每年都以不低于10%的速度增长。国内大企业、银行和政府都开始使用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信用审计，外资迅速垄断了中国高端审计市场。除了丰厚的市场利润之外，获取具有战略性的经济信息资源也成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遭遇的经济损失时有发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可能来自国内企业接受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过程中造成的企业商业秘密的对外泄露（江涌，2007）。
当今世界的大型投资银行一般也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其研究能力惊人，具有庞大的信息采集、处理、分析能力，其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一国的水平。中国大型骨干企业在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往往会在海外融资过程中聘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比如投资咨询、审计事务所、评级机构等进行全面的服务，而这一过程也往往伴随着商业秘密的外泄。比如高盛投资银行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具有突出地位，中国大型骨干企业，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与中化等中国石油巨头，在股份配售承销、账簿管理、海外并购等各方面都接受高盛等相关金融机构的服务，这对于美国了解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布局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高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与国家统计局等相关部门事后发表的报告数据惊人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中国经济安全受制于国际大型投行机构的状况不容忽视。
（二）中国经济安全的软实力建设战略与措施
从上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长期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来看，我国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调整政策方向，从而保障社会经济的长期安全性。
第一，需要持续推进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这是中国增强全球竞争力的一项国际战略。其中包括：一是深入了解和分析生产及服务业各国标准，以及国际组织标准，建立世界各国生产和服务标准库，便于政府、企业和研究制定部门查找和对比分析。二是对中国国内现有各行业，特别是涉及进出口，以及在国内市场上与外资外商竞争的行业的生产和服务标准，认真进行评估，找出差距，参照世界先进水平，考虑中国国情，制定适合中国出口和国内市场竞争力，同时又符合大多数中国企业达标要求的标准。当然，制定标准，不是迁就落后，一定要用标准进行淘汰落后，调整结构，使中国国内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在技术、质量、环保要求等方面全面升级。三是在体制上进行理顺和开放，包括对现有的标准进行清理，消除标准多头制定、多部门管理的状况。比如农业土地标准，土壤改良剂标准，有农业、国土、质检、标准等多个部门的标准，标准不一，企业无所适从。应该使得所有标准政出一门，最后由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发布。标准可以由行业协会制定，可以由行业中技术、管理、产品质量等方面较为先进的企业制定，也可由行业协会委托大专院校制定，最后由国家标准委员会认定发布。对早年制定和颁布的标准法，进行修改并尽快重新颁布。早期制定的标准法，过于简单，偏重于工业领域，对服务业领域重视不够，对不执行标准的生产和服务进行什么样的处罚也不明确。因此，需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修订。
第二，高度重视中国全球经济信息的搜集、集中、整理和发布。这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新华社、中新社等机构职能需要更加多元化，除了新闻采访和报道外，需要建立起一项更为重要的职能，即对全球各国和中国国内经济信息的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特别是对石油、天然气、铁矿、煤炭、农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交易商品，中国黄金交易等等，发布信息，形成大宗交易的系列指数，以影响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走势。这一体制的建立可以采用自我建设和与业已形成的权威信息机构合作的形式来进行。二是发挥国内信息量大的商务交易网站，利用网上销售数据，对商品供求、地区分布、价格走势等进行统计发布。三是需要避免分散竞争发布信息，需要整合政府、媒体、网络企业、科研机构等各方资源，形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和有重要参照地位的信息搜集、集中、整理、加工和发布的品牌式窗口。四是建立政府、媒体、网络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大型企业经济信息的数据库，形成云储存、整理、计算加工能力，提高信息发布的即时性和准确性。
第三，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期货、资本、外汇等交易市场的建设，发展和扩大各种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从品种和规模上，与世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所形成竞争，将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交易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具体而言，政府层面应根据国际经济环境和WTO条款从全局上对国际定价权问题进行战略考虑，制定海外资源战略开发规划，为企业获取海外资源提供导向；建立大宗基本原材料商品的战略储备、完善大宗商品的安全保障机制，国家各职能机构应建立公开、透明、权威的信息披露机制，及时跟踪、定期发布权威的商品供求信息，充分发挥国内期货市场的功能；积极培育大型基金，鼓励企业进入国际期货市场。在行业协会层面，需要借鉴国外行业协会谈判的成功经验，承担与国际商家谈判的责任，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愁；发挥好中介桥梁作用，规范进口秩序，统一认识，组建价格谈判小组，成立大宗商品采购联合会，增强价格谈判的能力。在企业层面应借鉴国际大型公司的经验，积极开发海外资源；加强重组，提高企业集中度，控制产能过剩降低过度分散导致的谈判能力受损；实施企业联盟，实施集中采购（黄先明，孙阿妞，2006）。
第四，做大做强中国自己的信用评估机构，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一是对目前国内的资信评级机构进行整顿，先探讨信用评估机构业务历程，对其有无不道德行为进行评估，淘汰合并一些规模小、资质差、行为不轨的机构，对信用评估机构准入设立门槛，严格控制，形成能与世界级信用评估机构竞争的基础评级机构群落。二是需要严格控制国外信用机构在中国的市场扩张，设立一些制度限制，保证中国民族评估业占主导的市场份额；对于一些与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有关的资信评估业务，需要由国内信用评估机构进行；而国内其他机构和企业进行资信评估，也优先聘请国内资信评级机构。三是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信评级法》，严格评级的资质、程序和违规行为责任，并与刑法衔接，对评估人员道德违规和犯罪进行严厉惩处，构建资信评级机构良好的生态环境。四是加强评级机构的公信力建设，由于信用评级涉及国家的信誉，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品牌和竞争力，因此加强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至关重要。中国可以在银监会之下成立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监督部门，禁止银监会公务员与信用评级机构之间存在人员相互调动关系，以及子女配偶等亲属任职避嫌，从而进行严格、专门的监管。五是鼓励国内评级机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业务，尤其是中国购买其他国家和企业大宗债务的，可以提出由中国评级公司评级的附加条件，使中国信用评级走出国门，形成中国在国际信用评级市场上的话语权。
第五，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利用各种合作机制和对话平台，争取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一是要充分利用APEC机制，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加强中美、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增强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的交流与合作。二是要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舞台，密切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稳固安全合作的基础。三是要积极拓展新兴地区市场，推动新欧亚大陆桥区域内的交通运输与通讯、经贸与科技等方面的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亚欧分工合作与贸易交流，立足中亚资源和能源开发的广阔空间，为战略资源安全提供保障。四是要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巩固与东南亚国的睦邻关系，中国要发挥与东盟在贸易上的互补性，扩大双边贸易、双向投资，借助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合作、“南海国家行为宣言”，推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五是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发展两岸经济贸易往来，以经济杠杆遏阻“台独”分裂势力。
（执笔：陈建奇）
参考文献：
1.陈建奇：《人民币升值预期能否再现？》，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guancha.cnhtml602632012021465843.shtml，2012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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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先明、孙阿妞：《“三位一体”争取大宗商品进口的国际定价权》，《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4期。
5.江涌：《未来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民主》，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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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锋、李远芳、刘鎏：《国际商品价格波动与中国因素——我国开放经济成长面临新问题》，《金融研究》，2009年第10期。
10.吕勇斌：《外资并购与中国农业产业安全：效应与政策》，《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11期。
11.尹正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当代财经》，2002年第4期。
21世纪中美关系及其
地缘政治战略
19世纪下半叶，当欧洲的宗主国——“日不落”大英联邦还沉醉于其工业化和对外扩张的辉煌时，美国在大西洋的对岸逐步崛起。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经历了早期的大萧条，中期的美苏发展竞赛和军事对垒、与日本经济的竞争，其有活力的体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将美国造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并在后期形成了领导主宰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格局。
历史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性的事件，即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后发追赶，在头一个10年快要结束时，GDP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各国GDP规模第二，标志着占全球15人口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一个百年中将要崛起和复兴，这可能是谁也无法阻拦的大势。
美国是一个政治上两党竞争、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主流信仰基督教、崇尚独立和自由奋斗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一党执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员不允许信教，普通群众宗教信仰自由而主流信奉佛道教，提倡集中和集体主义的国家。全球各国，包括中美都担忧的是，在21世纪的一百年中，这样两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激励机制不同的国家，能在国际大家庭中和平相处吗，会不会发生大的，甚至危及全球的灾难性冲突？作为21世纪的全球两大强国，能否形成负责和维持世界平衡发展与和平的格局？中美能不能通过相互协商、共同领导，制定国际规则、创新和理顺秩序，建设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治理结构，防止全球生态环境破坏及资源枯竭发生，调节贫富差距，维持世界的和平和安定？
21世纪的百年中，左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变化最重要的因素是中美关系。当然，21世纪，也必然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中国不仅面临着与美国打交道，也需要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打交道。印度的兴起，俄罗斯重振辉煌的努力，美国页岩气国内能源平衡战略实施后从中东的撤退，欧洲的衰退，东南亚的合作与发展，南美的走势，非洲的快速发展等等，都是全球化中中国面临的、需要处理的地缘关系。本篇用四章的篇幅，拟就此进行客观和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