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小说免费阅读_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完整版全文免费阅读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免费试读

农村现代火器意义上的武化与统治形态的“原始化”

从法律上讲清代是不禁止民间拥有武器的，至少是没有严格查禁老百姓手中的刀枪剑戟和打猎用的火器。由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属于冷兵器和热兵器混用时代，民间基本上没有能力制造威力较大的枪炮，所以，即使拥有少量武器，对统治者的威胁并不大。中国引进西洋现代火器是与地方绅士的公开参与政务同步进行的，但大规模的武器近代化毕竟还是国家军队的事，尽管这时的国家军队已经由原来的乡兵——湘军和淮军唱主角了。

虽然中国关于现代兵器的引进与自造有一个并不算短的过程，但这对于处于前现代的中国人来说，要想熟悉和掌握它，的确需要一个较长适应的时间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来华的英国军官曾发现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使用洋枪非常不规范，而且不会瞄准射击。直到20世纪初编练新军之前，大部分清军枪都打不准，很多人往往一开战就拼命地放枪，直到将子弹打完为止，结果是枪弹如雨而杀伤很少。也就是说，尽管从湘、淮军开始，中国军队的武器现代化已经有了眉目，但是士兵对于不断进步的现代化兵器其熟练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然而，虽然武装了洋枪洋炮的官军抵御外辱不足，但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却绰绰有余，太平天国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与湘、淮军武器竞争的失败，而自那以后，由于此后的图谋造反的农民再也没有了引进西洋武器的条件，所以很难成气候，甚至在世纪之交的大动荡中，起来闹事的义和团虽然不是成心要推翻清王朝，但断不了与官军交战，这时的他们其实并不像某些外国学者想象的那样，相信神术宁愿用刀矛而不用现代化武器，大多数义和团其实是很乐意用洋枪洋炮武装自己的，可惜这些洋玩意儿到了他们的手里都成了废物，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使用。农民虽然知道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但对之却非常陌生。应该说，清廷的新政以后，军队的现代化进步很快，新军士兵对于手中武器的谙熟程度比他们的前辈确实高了许多，但民间对西洋现代兵器依然是陌生的，尤其是先进一点的兵器，如后膛快枪。

北洋军阀时期不间断而且愈演愈烈的混战，为现代武器在民间的普及创造了极好的条件。首先，军阀间的战争越打越认真，越打规模越大。在彼此都拥有正规军队的内战之初，仗打得确实有点像外国记者说的那样，像儿童游戏，战争更多的是靠烟土和银洋在打，战争的幕后交易远比真正的动枪动炮要精彩。一场轰轰烈烈的直皖大战，直军不过死了71人，皖军是吃败仗的一方，也不过死了千把人。但是随着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战争的频度和烈度都与日俱增。1920年所谓的直皖大战历时不过一周，双方死伤无几，而1924年的直奉第二次战争，双方在长城一线攻守拉锯，动辄死伤累万。但是，军阀混战有一个特点，就是尽管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烈度也越发的高，但现代化的程度却十分有限。有的财大气粗的军阀如奉系张作霖的军队虽然装备很好，在战争中也用上了飞机大炮和坦克，但由于使用不当，效用有限，真正解决问题的还是步枪和机枪之间的交锋。其次，军阀混战频度越高，其吐纳的兵员就越多，战争烈度虽然高，但真正战死远远没有逃亡的多，战争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散兵游勇，这些散兵游勇几乎都带着枪，他们或者落草为寇，或者拖枪回家化为地方武装的成员，也有带着小股士兵回家乡成为土皇帝的。每次战争或者兵变之后，军阀都要补充兵员，为了在战争的竞争中站住脚或者压倒对手，军阀还需要不断地扩充军队的规模，就这样，军阀混战就像一座巨大的学校，将越来越多的成年农民拖人战争，至少教会了他们掌握使用步枪，由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所战争学校基本上是不愁“生源”的。拖枪回家的农民，还会将武器的知识进一步普及给家乡的伙伴。结果，农民对于现代常规武器的陌生感终于消失了，像义和团那样有枪不会用的情景基本上不存在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兵散为匪的也不在少数，打败了的军阀往往大股小股地变成土匪。而土匪又常常由于军阀扩张势力的缘故而变成兵，兵匪互易成为当时战争的一景。当然，在地方上混不下去又回到军队上的老兵油子也不在少数，因为军队生涯虽然危险，但的确存在许多做农民根本想也不敢想的机会。无形之中，兵与民的界限已经淡漠了，无论做什么，他们手里都有枪，不再存在杀人的心理障碍。也可以极端地说，此时的中国其实并不存在着多少正式的士兵，倒有许多拿枪的武装人，分散或者成股地活动着。那个曾经以“东陵盗宝”闻名的孙殿英的发迹史就非常典型，他先是在豫西悍匪张平手下干，然后又混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摇身一变成了官军，等到混成机枪连连长时，又借机拉出队伍自立山头。他20多年的军阀生涯，总是在土匪、官军和会道门集团三种角色之间来回转换，他的手下也是如此。干了临城国际列车绑架案的山东土匪孙美瑶部下是一位被他们绑架的外国人称为“厚嘴唇”的土匪，“他曾是湖南军阀张敬尧手下一名士兵，在张敬尧被吴佩孚打败后，他发现自己‘失业’了。于是游荡到北方，并于1922年夏投到了反吴佩孚的张作霖的帐下。而在张作霖兵败京郊后，‘厚嘴唇’远道跋涉返回山东，加入了匪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