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龄还没满12岁，按照规章制度，他们一行人会被重新指派给一位新的扶养员，但他们中最小的杜向晚也14岁了，所以他们必须要习惯没有扶养员的学校生活。
这套扶养员制度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扶养员因为突发事故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对于半大的少年来说，扶养员的缺席被视为一种遗憾但可以接受的现象，毕竟在以前那个时代，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被父母陪伴到成年。
在等候饮料和零食的时候，扶养员的父母也走进了这间咖啡厅，他们四下打量，很快就瞅到了少年们落座的那一桌，径直朝这桌走了过来，坐到了少年们的对面。
气氛有些尴尬，从年龄和与扶养员建立的关系来看，少年们简直就像是这对老人的孙子和孙女，但情况毕竟有所不同。
老人们肯定想说些什么，但和这群新人类打交道对守旧的他们来说有一种心理压力。（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遭天谴的——道格拉斯·亚当斯）
李默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突然回想起很久以前扶养员对他说过的有关她家庭的信息。
“......扶养员以前对我说过，她出生前家里很贫穷，是真的吗？”
老人们被李默没由来的这句话吓了一跳（他们正在酝酿“你们好”这三个字），杜向晚狠狠地掐了李默一下（你是社交牛逼症患者吗？杜向晚小声说了一句），无论如何，虽然开头有些突兀，谈话的契机总算打开了。
老人们像对传记作家口述一样，竹筒倒豆子般将扶养员的一生娓娓道来：她确实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并因此度过一个乏味的童年，唯一的乐趣是养小宠物，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报名了政府的扶养员培训计划（公务员编制，老人们着重强调）。
五个扶养员的孩子将脑袋凑近，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扶养员以前模模糊糊聊过的生活碎片，不时回应老人们的问询，讲述一些扶养学校里的故事，就这样，来自两个叙事角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身影渐渐重叠在一起，凑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旧时代和新时代，就是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不起眼的扶养员联系在一起，使得社会意识能够稳定存在。
“如果你们真的是她的孩子就好了！”聊到兴头上，扶养员的爸爸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刚出口就被旁边的妈妈搁身上拍了一巴掌。
这话说出来到底合适不合适，老人心里没底。
李默听到这话，脸色一红，他已经过了所谓“孩子”的年龄了，和扶养员的关系也远称不上“父母”与“孩子”，这一称呼让他感到害羞。
他想，受抚养者和扶养员之间所产生的联系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不能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词汇，需要有一个新造的独特的词汇来描述这一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