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两系的斗争由于皖系的失败而意外迅速地得到了解决，北方的天下终于落入曹锟、张作霖之手。深谙官道的徐世昌原以为这次段祺瑞的失败将是自己命运的又一次“柳暗花明”，“太上政府”既倒，自己以北洋派元老的资格领衔，俨然成了北洋派的唯一领袖。其实曹锟、张作霖互争雄长由来已久，只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才结成联盟，共反段政。段祺瑞失败后，曹、张二人便顺里成章地成为继段之后北京政府的两个“太上皇”。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都休想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互不妥协的严重矛盾，在很多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无所适从。因此北京政权不管表面上的名义如何，此时实际上是由曹锟、张作霖二人共同执掌。徐世昌希望直奉两系军阀保持力量平衡，同时允许各省皖系军阀保持原有的地盘地位，造成北洋派“鼎足而三，共戴一家”的新局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的企图化做了一场春梦。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惩办战争祸首、解散安福国会、取消上海和会等重大问题。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曹锟、张作霖联络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战后召开了天津善后会议。
７月２５日下午，张作霖和靳云鹏同车先期从奉天来到天津。当时受到了出征奉军的各师长以及直系高级官员等的迎接，下车后张、靳二人立即到直隶省长公署拜会了省长曹锐，就解决时局问题作了详细商谈。同时电促尚在保定的曹锟来津。２８日，曹锟由保定来到天津，至此，曹锟、张作霖、靳云鹏三雄相会，主角到齐，鼎足而坐共同商讨解决时局的方案。参加会议的除曹、张、靳“三巨头”外，还有部分省也派代表参加了，照规定，各省只能派一名正式代表，所以，“三巨头”的三个智囊——吴佩毕、杨宇霆、张志谭只能列席参加。靳云鹏担任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天津会议上，曹锟、张作霖和靳云鹏三人就解散安福国会的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安福国会听其自行解散，而不采取北京政府的命令程式。
至于上海和会问题，由于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战争，已变得无足轻重。靳云鹏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由于粤桂两方忙于战事，根本无法实现，暂时只能避而不谈。
天津会议，徐世昌本想实现自己的梦，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现在才真正感到去了一个“太上皇”，又来了两个“太上皇”，真是“方除一付，又生双秦”，驱逐了跋扈嚣张的段祺瑞，却又新来事事争着要管的曹锟和张作霖。一切国家大事大权都已抓到曹、张二人手中，由他们随意作出决定，自己和“黎菩萨”别无二致，不过是曹、张二人的盖印机器，心里不免憋了一肚子气，当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议后，素来以文质自炫的他，也不由地暴跳如雷。
曹锟、张作霖和靳云鹏在天津善后会议上就惩办祸首、解散国会、取消和会等问题取得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但在地盘分配、军费报销等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于是曹、张二人决定进京拜见大总统徐世昌，就三方分歧之点作进一步的协商。
８月１４日，曹锟和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组成的大队人马，分作两批由天津乘专列到达北京。但见车站上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鼓乐齐鸣。政府要员，社会贤达，各界代表几千人前来迎接。车站上黄土铺地，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入站券，以防不测，从车站到曹、张二人的临时馆舍，交通断绝，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沿途商家居住的门上，一律悬挂国旗；数以万计的市民或手执小旗，或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其场面甚为壮观。
曹锟在机关枪队和骑兵的护卫下在萧萧细雨中，威风凛凛仪表堂堂地骑马入城。此时的曹锟已非昔比，腰宽体壮，一身戎装，天生一副“领袖相”，威严极盛。想当年推车贩布为生，往来闹津，凡人取笑；保定门前受席，有苦难言；投军从戎，倍受艰辛；投袁皇帝，只不过一伯爵而已；冯段争风吃醋，自己虽说得益非薄，但总是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左右输援，毫无主见；自称为“学贯中西”的“才子”段祺瑞往日何等威风，还不败在自己脚下，打心眼来说，自己还是佩服这“段合肥”的；段执政时，自己没戴上副总统的乌纱，今日却搅出一顶“无冕”纱帽来，虽不算正统，但不必再看任何人的嘴脸，也可出一口乌气。再一瞧旁边这位“胡子”大班，不由心一颤，倒吸一口冷气，这位“胡子”虽说是草莽出身，和自己相比，不分半斤八两，但其人深谋远虑，诡计多端，自己还是要多提防他些。至于那总统徐世昌，虽然不过是一介文人而已，无权无勇，只能看自己的脸色行事，但这位老官僚惯于权术，颇能兴风作浪，又有总统这顶帽子，自己也要防着他些。
曹锟那颗野心，此时似乎给熨斗码过似的，浑身上下无一个毛孔不舒服，好不愉快！
当天晚上，曹锟、张作霖各自收到徐世昌亲笔书写的大红烫金请柬，约他们到居仁堂出席宴会。届时，徐世昌亲到居仁堂门外迎候。三人见面，情挚意切，气氛十分热烈。徐世昌左手拉着曹锟，右手握着张作霖的手步入宴会大厅。一进门，三双手高高举起，与会者以掌声相迎，起立欢呼，把气氛推向高潮。徐、曹、张三人分别致辞，或恭维，或吹捧，都假意谦虚，之后，频频举杯，直到深夜方散。
天津会议时，直奉两系就曾为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争吵不休，张作霖一再提出要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纳入奉系的势力范围内，以实现其“问鼎中原”的野心，并竭力保举复辟首犯、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任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张作霖保举张勋失败后，又极力保举另一个儿女亲家鲍贵卿为安徽督军，但曹锟却极力保举冯玉祥继任，因冯玉祥是安徽人，是直系将领，由他继任，符合直系的愿望，适应当时安徽人民的要求。最后中央政府用其他利益作为交换，曹、张才同意由李纯保举的张文生任安徽督军，才算是平息此次政潮。
曹锟、张作霖二人天津会议后又来到北京，向北京政府索取军费。大总统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答应给他们每人军费１０００万元后，要他们早日回到住所，可是在他们的要求未遂之前，谁也不肯轻易离开北京，最后经过总统和总理的苦口央求和劝说，分赃协定才算勉强达成。
８月中下旬，曹锟、张作霖、徐世昌、靳云鹏为了实现政治分赃，进一步协商，还签订了包括下面几项内容的密约：
关于重大事件由政府征求曹锟、张作霖二人的意见。
任用东三省以及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官吏时得采纳曹锟、张作霖二人的意见。
政府对其他各机关人员的任命，曹锟、张作霖二人不得反对。
如有不遵守中央政府命令的各省由曹锟、张作霖二人进行劝告。
……
联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外交工具使用。在这种婚姻中，父母具有代办其子女选择配偶的全权。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都是政治联姻的产物。民国初年，各派军阀更是大肆运用联姻这一工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北洋军阀的鼻祖袁世凯就是这方面的能手，他让段祺瑞与自己的养女结婚，让冯国璋与自己的家庭女教师结婚，籍以巩固他与北洋军中这两个最有实力人物之间的个人联系。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权由曹锟、张作霖两人共同执掌。为掩盖两者之间的不睦和倾轧，保持暂时的亲密关系，在政略上，曹、张又采取了中国特有的婚姻政策，天津会议后，由靳云鹏作媒，把曹锟当时年仅７岁的女儿曹士英，许配给张作霖８岁的儿子张学思，两个“太上皇”又正式结为了儿女亲家。
曹、张共掌中央后，一时炙手可热，声势益隆。这样两位权倾当时的大帅结为亲家，其行聘的场面之宏大，不仅使当时所有的军阀政客、达官贵人瞪目结舌，且比专制时代的公侯驸马，尤要胜过几分，一时引得津门轰动，全国瞩目。行聘日定于９月４日，这天，天津的曹家花园粉饰一新，花园的正门扎起了高高的五彩牌坊，两侧树立的“直鲁豫巡阅使”的黄地白字大旗和“东三省巡阅使”的红地白字大旗在风中摇曳。从正门到正厅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鲜红的地毯连接着路的两端，数百盆名贵的菊花点缀着通道的两旁。正厅外的檐柱上高悬着６个硕大的灯笼，斗大的“喜喜”字把大灯笼一个个裹得严严实实。
下午２时，行聘典礼在正厅内举行，由媒人靳云鹏主持。他说：“二位大帅，诸位来宾，为了国家社稷，民族大义，直奉联袂驱逐了皖段，迎来了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二位大帅此次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基于巩固和发展友谊的目的，二人决定正式结为儿女亲家，把曹大帅的女儿曹士英许配给张大帅的儿子张学思。我宣布行聘礼仪式现在开始！”
待靳云鹏宣布完毕，乐队便奏响了《天仙配》的曲子。在悠扬的乐曲声中，曹锟７岁的女儿曹士英便由其生母刘夫人抱着从正厅左侧的内室来到了大厅中央，张作霖８岁的儿子张学思也由生母抱着从右侧的内室出来了。两位母亲抱着孩子分别落坐在正厅中央的两把太师椅上。为在文武百官面前炫耀各家的财富，曹张两家这回在两个孩子的打扮上暗地里又是好一番较量。曹锟的女儿那天穿着一件纯金丝制成的小旗袍，旗袍上绣着一只大大的金凤，张作霖的儿子则是头戴貂皮礼帽，身穿窄袖对襟皮马褂、长衫，足登一双特制的虎皮鞋。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从未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刚进大厅时，都还在妈妈的怀里撒娇，等乐队一响，看见天天逗他们玩的叔叔、伯伯们一个个正襟危坐，神情庄重，两个孩子这才安静下来，但两双大眼睛仍滴溜溜地四处乱转。等两个孩子在妈妈的怀里坐定后，靳云鹏又宣布曹、张两家互换孩子的“八字贴”，查其出生年月日时是否相克相生，当得知两个孩子的生辰八字正合时，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换完“八字贴”，接下来是张家展示送来的聘礼。聘礼共有三十多箱，堆在那儿像一座小山，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其中东北长白山的大人参就有２箱。
当天晚上，曹锟与张作霖又在天津曹家花园大摆盛宴，邀请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酒宴上，直奉上下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以为曹、张成了亲家，直奉永久团结有望，普天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对抗了。只有曹锟的二姨太刘夫人对这场婚姻十分反感，她不愿将自己的千金小姐，嫁给张作霖的后代。她曾哭闹着说：“你们用儿女做买卖，我讨厌你们这些政客”。“这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你们妇道人家懂什么？”自从直皖战争胜利之后，曹锟成了北京政府两个“太上皇”之一，说话口气也变了，和夫人说话都动不动就是“国家”呀，“民族”呀，俨然已当上了总统。
军阀之间争权夺利是其本性，任何联合都只是暂时的，包括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直皖战后，虽然曹、张平分秋色、共掌中央，但他们之间已是矛盾重重，且日趋尖锐化，只是曹锟认为刚刚打败皖系，还不宜与奉系马上决裂。尽管两派之间有裂痕，也企图以联姻的方式来弥合，殊不知曹、张二人的野心和欲壑决不是姻亲关系所能填平，对于他们，唯有财富和地盘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亲家是建立在集团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勾结与利用，所以就很不可靠。当集团和个人利益迫切需要的时候，姻亲关系就得让位于集团和个人利益，那么亲家也就不亲了。
在直奉上下同贺曹、张结为姻亲之时，唯有直系大将吴佩孚超然于外。平心而论，直奉联军对皖段一役的胜利，完全是吴佩孚的功劳。当时中外报章都交口赞扬，以为吴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帅才。辉煌的军事胜利，又急剧地膨胀了吴佩孚的个人野心，在天津会议召开之时，吴于８月１日通电，提出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主张，并拟订了八条大纲。
吴佩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是想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不料，此主张一提出，立刻便碰到了奉张的钉子，张作霖坚决反对，不惜针锋相对地当天发表通电，强词驳斥。这一件事大有闹成直奉公开分裂的危险，一时令曹锟左右为难，无法两袒，最后只好将吴、张的两份电报一概扣留。
在枪林弹雨中粉碎了皖军、英名远扬的殊勋者吴佩孚在战后颇得声望之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政治主张，以实现个人野心。这在当权人物看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张的一致反对。但吴佩孚没想到将已视为心腹的曹大帅，也是南辕北辙，各自为政。当时曹锟见亲家张作霖对自己部下提出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他慌忙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通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接着又电召吴佩孚速来津一谈，当吴佩孚到津后，曹锟又好言劝其少发表意见，而且告诫他说：“我们刚打完第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８月１５日，曹锟再次电召吴到北京，并且说服他于１６日前去谒见徐世昌，吴才对此绝口不谈。
吴佩孚在其声誉日涨之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居然又放了一次空炮，这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一心一意地埋头练兵，以扩大直军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