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间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本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地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本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
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一万二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作了通盘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建言裁抑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
伏蒙圣上发下工部复武清伯李伟请价自造坟茔一本。该文书官张鲸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
臣等看得李伟乃皇家至亲，与众不同。皇上仰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宜从厚。但昨工部尚书李义河等见臣等言，先朝赉赐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蒋轮家为最厚，正与今圣母家事体相同。及查嘉靖二年，蒋轮乞恩造坟，原系差官盖造，未曾折价。该部处办木石等料，当时估计该银二万两，卷案俱存。该部因本爵自比蒋轮例，故即查蒋轮例题复。其做工班军，及护坟田土，另行拨给，原不在此数。今奉圣谕，欲令从厚，臣等敢不仰体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于圣母之家。但该部查照旧例，止于如此。今欲从厚，唯在皇上奏知圣母，发自宸衷，特加优赉，固非臣下所敢擅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