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说法，在第一个千年的最后，决定性的12月31日之夜，人类在教堂里竟夜不眠，等待世界末日，直到翌晨爆发遍地欢唱。浪漫主义时代的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个传奇。其实，当时的文献没有留下丝毫这些恐怖的痕迹。相信并提及此事的只是16世纪的作家。第一个千年将尽之时，匹夫匹妇根本不知道自己活在第一个千年里，因为从基督出生起（而非从推断中的世界之始起）计算的纪年制在当时尚未通用。最近有人主张，在教士宣传之下，民间是有恐惧的，普遍存在但没有公开。那些教士被怀疑是异端，因此官方文献也不提他们。
虽然许多中世纪作家没有提到那个千年之末引起的恐慌，但也有许多作家写到了千年之忧，例如格拉贝（Rodulfus Glaber）。因此中世纪文化还是不时浮现出世界末日的苦恼。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想看，当时的人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被外患和屠杀折磨了好几百年，约翰所写的异象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神秘的幻想，而是对他们亲身遭遇之事的忠实刻画和可能在未来继续发生的一种威胁。
但是，农民被动忍受千年将尽的焦虑，想不出其他出路。第二个千年开始后，大量新的社会族群和新的群众（这些群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出现。在他们眼中，《启示录》承诺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未来，一个可以经由造反来达成的未来。
千年主义导致一些神秘主义运动。达菲欧尔（Joachim da Fiore）倡言一个将会在未来的黄金时代建立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另外还有方济小兄弟修会（Friars Minor）。但是，达菲欧尔的思维也有很多其他变种，它们描绘的这个第三时代往往和固有的权力体制及财富世界对立。于是，神秘主义运动每每导致无政府主义。至于禁欲苦行、对正义的渴望及聚众打劫，则成为魅力领袖纠集的各种反抗团体的特色。在这些团体里，唯一由《启示录》激发的方面是那种号称净化天下的暴力。这暴力又每每发泄在犹太人身上（说犹太人是敌基督的代表）。
千年运动在各世纪都曾出现，到今天还有，大多见于边缘社会，有时演变成集体自杀。至于近代的例子，可以看看宗教改革时代的门彻（Thomas Muntzer）。他以上帝磨利来除掉敌人的镰刀自居，将路德看成那只兽与巴比伦淫妇，而将农民起事变成平等社会的乌托邦。另外可以看看门斯特的再洗礼派信徒（Anabaptists of Munter），他们将他们的城市取名“新耶路撒冷”，在复活节前宣告世界末日，认为雷登的约翰（John of Leyden）是末日的弥赛亚。他们全体死于一场可怕的屠杀，好似直接将《启示录》搬到人间演出。这些，以及其他运动，是拔摩岛所见异象引起的反应。其用意则是要战胜异象里描述的怪物，带来一个幸福的时代。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撒旦及其作为，连同他炫耀的阵仗，都被彻底打败。有时候，追随启示录的人却屈服于那只兽及其暴力的诱惑，造成更多的血流成河，这只是那篇可怕文字的吸引力的进一步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