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各县县长为领导,在各县清查中共地下党组织,搜捕革命人士。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要以我亲手参与编撰的“一甲三侗”方案为基础,大力扩充保安队,组织地方武装,训练各县总队长,确定每县成立保安队一个团或一个营,并开辟财源,自购枪支弹药,以便加强对四川和重庆地区的血腥统治。
然而,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挡历史车轮转动的进程。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尽管我在重庆的剿灭地下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捷报频传,但是全国战局的事态发展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代总统李宗仁命令我做好撤离重庆的准备。
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想撤离,一方面我对于重庆市倾入了心血的,另一方面,我对蒋校长是怀有感情的,虽然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是黄埔军校的人,我怎么能听命一个广西蛮子的调遣呢!
于是我虚与委蛇,并不把中央国民政府让我撤离当做一回事儿。依旧剿杀共党余孽。
由于此时,蒋校长已经下野,他和毛人凤已经在台湾办公。因此我的很多行动计划与报捷信息都是通过电台直接发往台湾方面的,蒋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虽然蒋校长已经下野,但是我对蒋校长的忠心依旧不改,这就更加获得了蒋校长对我的青睐和重视。
但战局实在是不容乐观,蒋校长发来的电报中,也开始频频提到让我放弃重庆前往台湾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作为一名党国军人,我还对他们做出的命令十分不理解,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渐渐明白了蒋校长的良苦用心。
到了11月中旬,中共军队开始全面进攻西南,湖北施恩和贵阳已经先后解放,他们的枪口目前已经对准了重庆。
此时蒋校长再一次亲自来电督促我协同我表弟闫旭达一起奔赴台湾,因为蒋校长是爱才之人,他深深的知道,以我的性格,必然要与重庆共存亡的,那么我的结局也将是凶多吉少。
蒋校长发来的电报中,言辞十分恳切,但是我还是秉承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借口,怀着对党国和三民主义的无限忠诚毅然决然的拒绝了撤退的命令。
我在电文中立誓要与重庆共存亡。
后来这份电文一直被蒋校长珍藏,放在他卧室的圣经旁边多年。
蒋校长惜才是出了名的,因此一边骂我“娘希匹”一边于11月15日带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赴重庆,他们这次来不仅仅是打算把我和我表弟闫旭达带回去,最主要的还是实地视察我收尾工作的开展情况。
其实,在他们来之前,我已经部署好了屠杀、破坏、潜伏、游击四大任务。
蒋校长和毛局长在视察过我的各项工作后,表示十分满意,并且向我提起了广州陷落时由于未能及时破坏,以至于几千吨空军物资都***获取的事情,并希望我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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