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于1956年底就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57年被上海财经大学聘为讲师。由于他见多识广，学识深厚，又熟知东西方的教学理念，对所授课程内容，了解准备的比较充分，所以，上课时就能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易学，既照顾了基础差的学生，又加强了基础好的学生，因此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再加上他又是混血儿的缘故，长的也比较英俊、帅气。也博得了许多女生的喜爱，其中就有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高干的女儿，在她努力主动的进攻下，我父亲和她悄悄地相爱了。正在他意气风发之时，国内却兴起了一股浮夸风，上海似乎更为严重一些，为此，他就注意收集了一些，上海市经济方面的数据，并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非常危险的结论。于是，58年他就此写出了书面建议，交给了校领导。谁料，反右运动刚开始，他就被我母亲的一个爱慕者（也是同校的教师），匿名向市里检举揭发，因市里派人参于了调查，学校里这下保不住我父亲了，只好给他打成了右派，无奈的父亲，也因此回到了家里。
那知“祸不单行，福无双至”。从小教他学识的爷爷（我的太爷爷），又不幸因病去世。在前途渺茫和痛失亲人的双重打击之下，他也因此而病倒了。这时，我大姐的母亲子珍，从小就由我家收养的，就日夜侍候在他的身边，给了他许多的关心和爱护，二人也因此日久生情，终于，偷食了禁果，于是，就有了我大姐。正当他在和我大妈之间，感情不断地升华时，全国开始出台了一些对右派进行管教的规定，把右派下放到边远的农场和农村，强制性地进行劳动改造。
让这些文弱书生，学非所用地干起了农村里农活，这多少是对他们进行一种变相的折磨。我父亲学校里的校长，为了保护我父亲，通过关系利用支援内地建设的机会，把他偷偷地下派到了安徽，后来被分配到了，祁门县银行工作。这样比到农场和农村，要强上了许多，起码不用去田间地里，干些风吹雨淋的劳动，再者还有工资好拿，也算是不错的安排了，我父亲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