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还包藏着另一层不错的含义，那我就更不能逆拂了大家的盛情了。
由此，我应邀撰写了“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等诸多大碑的碑文。在撰写过程中，我等于再度抚摸了一遍中华文化的几条筋脉。这些碑文，有的礼拜了文明之祖，有的探寻了宗教精神，有的呼唤了诗化素质，有的安顿了城市魂魄。一一相加，确实展示了中华文化丰富而又壮丽的多重面相。
我撰写的这些碑文，力求表现对各个古迹的当代认知，并以多数旅人都能畅然诵读的浅显文句来表达。
这些碑文完成之后，本应在全国选请著名书法家来书写了。但是，各地民众不知道在哪些报刊上看到过我写的毛笔字，要我“一身兼两任”，也就是同时担任书法家来蘸墨挥毫。我想，这倒是符合了古人自撰自书的传统，便点头答应了。
除了这些长篇大碑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重要古迹请我题写榜额，也就是把它们的名字或核心用语端端正正写出来以供镌刻就可以了。这事看来简单，但数量很大，我必须严格选择。选择的标准，就看那些古迹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结果，多年来也着实写了不少，例如本书收集的仰韶文化遗址、秦长城遗址、都江堰、中华首刹、萧何曹参墓园、云冈石窟、千佛崖、昆仑第一城等等。每幅榜额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我都一一写了说明辞，把它们连贯起来，又成了中华文化史的一条“野外线索”。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史只有一半写在简册上，纸页上，书籍上，而另一半则写在石碑上，山崖上，大地上。我的墨迹只是一种引导，借以指点广大读者把阅读的范围放大到万里江山之间。
我在题写这些大碑和榜额的时候，还没有使用现代复印设备和传输技术，所写墨稿直接付之刻凿，都自然消耗了。因此，这次都必须重新书写，有些文句也因书法节奏的需要做了改动。
再说“译典”部分。
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想用地道的现代散文，选译几篇古代经典，请当代读者愉快享受。
这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为困难的事情。有人误以为，那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