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发生了不少故事。
一次次长时间的谈话，一个个听起来那么显赫的职位，一度形成了一种拥塞状态。开始我也不无兴奋，一切年轻男子听到那些千山皆知、万里俱闻的响亮名号随时可以落到自己身上，都会产生一种生命力的冲动。这似乎是一种最通俗的人格信赖，显示自己有能力成为一项全国性事业的权力顶端。
这时候，又会暗暗与这些显赫职位上的各个“前任”作比较，必然会发现他们的诸多弊病，自己的诸多优势。这一来，任何畏怯、谨慎都不存在了，自己已经处在“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状态。
我似乎很难摆脱。换言之，“官位之惑第三阶”，对我也极具杀伤力。
幸好，谢天谢地，还是正觉救了我。
我渐渐冷静了。
四
我是怎么冷静下来的呢？不妨多讲几句。
我发现，在我们的体制中，专业的地位不太重要。开始一直认为，自己当时的身份应该是“国内唯一通晓全世界各大戏剧学的戏剧学院院长”，后来才知并非如此，而是“一个颇有工作能力又广受拥戴的正厅级官员”。后面这一种身份，虽然听起来也不错，却让我成了一个官场的“通用部件”。若要说“专业”，那就是“专业官僚”。我看了一下集中向我扑来的那么多更高的官位，无论是部长、副市长，还是主任、副主席，都要求凌驾各个不同的领域，说着差不多的话，开着差不多的会，听着差不多的汇报，作着差不多的指示。几乎所有来劝我升迁的官员都诚恳地说：“从一个小范围的学者，变成一个大范围的领导，不要舍不得原来的专业。”
但是，我还是舍不得。我在写作《世界戏剧学》过程中，精研了世界各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文化史、艺术史、美学史，并用自己的判断进行了完整论述。在此之后，我又连续完成了开创性的《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论》，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让中国和世界在美学上互相认识，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大事，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如果半途放弃，会造成历史缺憾。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懂得，进一步的研究必须是现场考察，亲自抵达中华文化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