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
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
花园洋房、私家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下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操步,便昂首。
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
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