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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牌子:“肃静”、“回避”。这么一来,公共空间一下子又不见了。那么,似乎只好让知识分子来关心公共空间了,但是中国文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边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关注。他们有时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是指朝廷兴亡。
这个毛病,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一个重要论述对比一下就更明显了。康德说,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
我在国外游历时,经常听到外国朋友抱怨中国游客随地吐痰、高声喧哗、在旅馆大堂打牌等低劣行为,认为没有道德。我往往会为自己的同胞辩护几句,说那个高声喧哗的农村妇女,很可能收养过两个孤儿。他们的失态,只能说明他们不知道公共空间的行为规范。责任不在他们,而在中国文化。当然,这样的事说到底确实也与道德有关,那就是缺少公德。
现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缺漏只能靠我们当代人来弥补了。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文化强市”,我认为,最重要的支点不在于推出多少作品,而在于重建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广大市民的集体人格和审美习惯,都在那里培养。
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弱项,是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的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端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故意幽默地用了一个新词汇,来阐述一个老问题。他特别举了明代朝廷档案《明实录》的例子,发现那里记载的数字大多很不准确,甚至极为荒谬,但从撰稿者、抄写者、审核者,到阅读者、引用者,好像都陷入了盲区。这个盲区,在中国现代有增无减。尤其是那些看上去最具有实证架势的数字,往往最难相信。什么“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的当权派都烂掉了”等等,这些风行全国的数字,有哪一个得到过实证?
实证意识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倾向,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其实,弄不清真假,其他一切都失去了基础